北京師范大學 - 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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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h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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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冊于:2010-08-01
    發表于 2010-12-02 00:55
    樓主
    應該是文學類專業的初試題都一樣的吧,所以什么古代文學、古典文學學、現當代文學、兒童文學文藝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類都會用到吧。


    第一個是專業課的復習思路指導,看完之后有茅塞頓開的感覺,就是學會很快找到出題點,然后是迅速掌握所要掌握的內容。

    暈,是不是不可上傳附件的啊?

    第二個是《文學專業考研現代文學三十年之名詞解釋》:

    《新青年》:中國現代文學史、文化思想上最重要的刊物。1915年創刊于上海,原名《青年雜志》,陳獨秀主編。"五四"前后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同時進行了新文化運動和文學改革運動。創刊號發表的《敬告青年》提出了民主、科學的反封建思想的革命主張,1917年初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正式掀起文學革命。1918年5月,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發表于其上。該刊還廣泛譯介外國文學。1920年9月,它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機關刊物,1926年終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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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改良芻議:1917年發表于《新青年》,是倡導文學革命的第一篇理論文章,對文學革命在理論上作出了重要貢獻。提出文學改良應從"八事"入手: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呻吟、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文章宣揚的是一種反擬古主義的現實主義文學思想,從不同角度針貶了舊文壇的復古主義和形式主義流弊,粗淺的觸及了文學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文學的時代性與社會性以及語言變革等問題,初步闡明了新文學的要求和推行白話文的立場。

      文學革命論:1917年2月發表于《新青年》,表明了更堅定的文學革命的立場,明確提出"三大主義"作為新文學的征戰目標。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從內容到形式對封建舊文學持批判否定態度,主張以革新文學作為革新政治、改造社會之途。

      "人的文學":1918年12月,《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對當時的文學革命影響很大。周作人從個性解放的要求出發,充分肯定人道主義,強調一種"利己而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理想生活",提出以"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認為新文學即人的文學,應充分表現"靈肉一致"的人性。這深深影響了五四時期表現個性解放主題的創作,"人的文學"成為五四時期文學的一個中心概念。在《平民文學》中,周作人進一步闡述"人的文學"的主張,強調文學須應用于人生上,提出"普遍"與"真摯"的原則,并申明"以真為主,以美即在其中"的文學觀念,這對五四時期尤其是為人生派的創作影響很大。

      雙簧信:1918年錢玄同和劉半農的雙簧戲,正式拉開了新文學與封建復古主義思潮斗爭的序幕。復古主義者反對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卻暫時沒有人公開出來講話。于是錢玄同把社會上的各種反對意見歸納起來,化名"王敬軒"寫給《新青年》編者寫信,再由劉半農寫復信予以批駁,兩信同時發表,名為《文學革命之反響》,借以擴大文學革命的影響,引起了廣泛的社會注意。

      林蔡之爭:最早代表復古主義文學思潮出來反對文學革命的是林紓(琴南)。這位古文家極力反對以白話文代替文言,寫了《論古文白話之消長》《致蔡鶴卿太史書》,對白話文運動大張撻伐,又在《新申報》上發表《荊生》《妖夢》等文言小說,影射攻擊文學革命領袖。北大校長蔡元培在致林紓公開信中則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則,李大釗、魯迅也發文譴責"國粹家"歷史倒退行為。林紓所代表的守舊派對新文學的反攻,并沒有什么理論力度,只停留在人身攻擊和政治要挾的層面,反而激起了新文學陣線義無反顧的抗爭。

      學衡派:得名于1922年1月在南京創辦的《學衡》月刊,主要成員有東南大學的梅光迪、胡先骕、吳宓等,他們既是歐美留學生,又是大學教授。他們以《學衡》為陣地,打著"學貫中西"旗號,提倡尊孔讀經、復古倒退,攻擊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和開始在中國傳播的馬列主義。1933年,《學衡》停刊。

      甲寅派:得名于《甲寅》雜志。1925年《甲寅》在北京復刊后,成為章士釗等宣傳復古思想,反對白話文,為鎮壓進步學生運動制造輿論,維護反動軍閥統治,抨擊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經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化革命陣營的奮力批駁,甲寅派很快敗下陣。至此,白話與文言之爭以白話文的勝利而告終。

      鴛鴦蝴蝶派:始于20C初,盛行于辛亥革命后,得名于清之狹邪小說《花月痕》中的詩句"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因其內容多寫才子佳人情愛,又因鴛蝴派刊物中以《禮拜六》影響最大,故又稱"禮拜六派"。主要作家有包天笑、徐枕亞、周瘦鵑、李涵秋、李定夷等。主要刊物有《禮拜六》《小說時報》《眉語》等。他們的文學主張,是把文學作為游戲、消遣的工具,以言情小說為骨干、情調和風格偏于世俗、媚俗的總體特征。代表作有徐枕亞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廣陵潮》。這股文學思潮存在時間較長,到1949年才基本消失。這一流派的出現有社會和文學自身原因,在從古代小說到現代小說的過渡期間起過一定的承前啟后作用。

      黑幕小說:中國近代小說流派 。約在1915~1918年間與鴛鴦蝴蝶派前后相繼,盛行于上海。當時多種雜志、大小報副刊均刊載這類小說,代表作是1918年出版的《中國黑幕大觀》及續集。此類小說反映了這一流派作者游戲的、消遣的、趣味主義的文學觀。《中國黑幕大觀》洋洋百萬言,涉及社會各界人物、事件,但不外乎都是些風流案件、私娼秘史之類,專以揭露陰私、潑污水、進行人身攻擊為能。雖然揭露了社會上的種種丑惡,但在寫法上赤裸裸地描繪現實,社會效果適得其反,有些作品還成了軍閥、政客相互中傷、攻訐的工具,在五四運動后即銷聲匿跡。錢玄同、沈雁冰、魯迅曾撰文加以批判。

      文學研究會: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是文學革命后第一個純文學團體,主要成員有周作人、沈雁冰、鄭振鐸、王統照、許地山、葉紹鈞等12人,后來發展到170多人。以《小說月報》為陣地,積極倡導新文學。其文學宗旨為"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明顯表現出對"為人生而藝術"的現實主義傾向。 他們以人生和社會問題為題材,特別注重對社會黑暗的揭露和灰色人生的詛咒,表現新舊沖突。寫法上一般傾向于19世紀俄國和歐洲的現實主義,也借鑒自然主義,重視強調實地觀察和如實描寫。葉圣陶的《呋樂?貳⑿淼厴降摹蹲和?橢搿貳⒈?牡摹凍?恕返染??u>文學研究會的力作。文學研究會也注重翻譯,以譯俄、法及北歐的現實主義名著為多,他們還猛烈抨擊作為游戲和消遣的鴛鴦蝴蝶派文學。文學研究會對新文學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它承接了五四文學革命的現實主義傳統,成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主流地位的文學思潮?br />
    創造社:成立于1921年7月,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文學團體之一,主要成員有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田漢等,先后辦有《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等刊物。創造社初期主張"為藝術而藝術",強調"直覺"、"靈感"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主張表現作家的"內心要求"。他們同時又注重文學表現時代的使命,對舊社會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創作上的流派特色十分明顯,他們的作品大都側重表現自我,帶濃厚的抒情色彩,直抒胸臆和病態的心理描寫往往成為他們表達內心矛盾和對現實的反抗情緒的主要形式。翻譯大多是西方浪漫主義的作品。 1925年后,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創造社作家發生分化,提倡革命文學,并從行動上投入革命浪潮。大革命失敗后,分化進一步加劇,一部分作家退出創造社,郁達夫因為與創造社個別成員意見不合也退出創造社。另外,又增加了一些成員,如馮乃超等。1929年2月,被國民黨查封。

      新月社:是五四以來最大的以探索新詩理論與新詩創作為主的文學社團。1923年成立于北京,該社活動在1927年春移往上海,1933年結束,主要成員有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等。他們把《晨報副刊》作為陣地,后又創辦《詩刊》周刊、《新月》周刊。新月社是一個涉及政治、思想、學術、文藝各領域的派別,在思想上組織上都表現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特點。它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貢獻主要在于新詩,聞一多、徐志摩等人針對自由體詩出現的散文化傾向,提出新格律詩的主張,即新詩的"三美"主張。他們對于詩歌藝術的追求帶有唯美傾向,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并糾正了五四以來白話新詩過于松散、隨意等不足,在當時對于新詩在藝術技巧上的發展有重要意義。徐志摩《再別康橋》、聞一多《死水》等是新月社的佳作。

      語絲社:得名于《語絲》周刊。《語絲》創刊于1924年11 月,1930年3月停刊,語絲社隨之消散。《語絲》主要撰稿人有孫伏園、周作人、魯迅、林語堂等。它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以散文創作為主的刊物,主要發表雜感、短評、小品等。語絲社作家的散文創作形成了獨具風格的"語絲文體",這種文體在思想內容上任意而談,斥舊促新,在藝術上以文藝性短論和隨筆為主要形式,潑辣幽默,諷刺強烈,文字中"富于俏皮的語言和諷刺的意味",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于有害于新的舊物,則極力加以排擊,——但應該產生怎樣的‘新',卻并無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覺得有些危機之際,也還是故意隱約其詞"。以魯迅為代表的尖銳潑辣的雜文和以周作人、林語堂代表的幽雅的小品形成了該社散文創作兩大類,對散文發展有重要影響。

      淺草-沉鐘社:1922年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員有林如謖、陳煒謨、陳翔鶴、馮至等。創辦《淺草》季刊,并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中出過《文藝旬刊》,其骨干成員又于1929年秋組成沉鐘社,辦有《沉鐘》周刊、半月刊,致力于介紹外國文學,特別是德國浪漫主義文學,創作方面則有馮至的詩歌,林如謖、陳煒謨、陳翔鶴的小說,多抒寫知識青年苦悶的生活和憂郁的情感,富于感傷色彩。

      莽原社:1925年成立,由魯迅發起和領導。成員主要有高長虹、向培良,韋素園等,以創辦《莽原》周刊和半月刊而得名。《莽原》提倡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向舊勢力、舊文明發起攻擊。

      未名社:1925年成立,由魯迅發起和領導。成員主要有韋素園、臺靜農等。這是一個著重于翻譯和介紹外國文學,尤其是俄羅斯文學的團體,有專收翻譯作品的《未名從刊》和專收創作的《未名新集》。臺靜農的小說集《地之子》是未名社小說創作的重要收獲,鄉土文學的成功之作。

      湖畔詩社:1922年4月在杭州成立的新詩團體,主要代表詩人有汪靜之、潘漠華、應修人、馮雪峰四人。同年4月,他們的詩歌合集《湖畔》出版,并因此得名為"湖畔詩人"。他們寫作抒情詩,但最有影響的是愛情詩,風格清新、自然、天真、率直,表現了對傳統封建世俗大膽反叛的精神,藝術上也較成熟。1923年,又有合集《春的歌集》出版,這些詩作很能喚起一代新人的純真和熱情。被朱自清稱為當時"專心致志做情詩"的四個年輕人。

      新劇:又稱文明戲。是中國話劇運動的第一階段。開始于1907年,留日學生曾孝谷、李叔同、歐陽予倩等在歐美、日本話劇運動的影響下,組織話劇團體春柳社,改編演出《黑奴吁天錄》等話劇。辛亥革命前后,新劇團體很多,演出以民族民主革命為內容的政治戲居多。辛亥革命后,新劇很繁榮,以演家庭倫理戲居多。"五四"前夕,新劇趨向衰落,其原因:一是新劇商品化,迎合小市民趣味,內容庸俗低下,二是新劇都是幕表戲,沒有完整的劇本,只有分場的故事梗概,由演員上臺隨意發揮,藝術水平和演技很難提高。"五四"文學革命批判墮落的文明戲,一些戲劇家提出"愛美劇"口號,中國話劇運動由此進入第二個階段。

      愛美劇:中國五四運動后興起的非職業戲劇運動,簡稱愛美劇。"愛美劇"系英文Amateur的音譯,意為業余的,"愛美劇"指業余演劇。1921年1月,汪優游在"五四"新思潮推動下,針對文明戲商業化的弊病,首次提出脫離資本家的束縛、仿西洋組織一個非營業性質的獨立劇團的設想,并與陳大悲等13人成立了民眾戲劇社。不久,陳大悲著《愛美的戲劇》,遂在社會上引起熱烈反響,于是愛美的戲劇迅速取代已經沒落的文明戲,成為20年代初期中國話劇活動的主流。愛美的戲劇運動以學生為主體,中心在北京、上海。它是現代話劇在中國舞臺上最初的嘗試,在批判文明戲的基礎上,介紹西方戲劇的學說與方法,對中國話劇進行了革新。因而是文明向現代話劇過渡的產物,從理論上使新的戲劇觀念進一步完善、具體化,主張"教化的娛樂"等等。

      南國社:1923年成立于上海,領導人田漢,先是創辦《南國》半月刊,發表了話劇創作《獲虎之夜》等,后又辦《南國特刊》、南國電影劇社、南國藝術學院。南國社開展話劇創作活動主要是在1928-1929年,全部公演田漢創作的劇本《古潭里的聲音》《蘇州夜話》《湖上的悲劇》《名優之死》《南歸》等。南國社發展了"五四"時期的愛美劇,他們對黑暗現實的反抗往往帶有傷感成分和浪漫色彩。它在中國話劇史上,起著承前啟后的重大作用。它的成員,以后不少成為中國戲劇、電影、音樂、美術等方面的骨干人才。

      象征詩派:以李金發為代表的象征詩派出現于20年代中期,后期創作社的王獨清,穆木天,馮乃超也是象征主義詩歌的重要作者。象征派詩人多受法國象征主義詩歌的影響,其作品的特點是注重自我心靈的藝術表現,強調詩的意向暗示性功能和神秘性,追求所謂"觀念聯絡的奇特"。①運用一種象征性的形象和意象來表現自己微妙復雜的內心世界,傳達對外部世界敏銳的感覺和印象。②運用新奇的想象和比喻,表現微妙的情境。③依靠藝術形象的暗示來表達感覺和情調。④追求詩歌語言的省略和跳躍。李金發于1925年至1927年出版的《微雨》,《為幸福而歌》,《食客與兇年》,是中國早期象征詩派的代表作,為中國新詩藝術的發展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象征派詩歌后來趨向成熟,取得較高成就的是在30年代戴望舒手中。

      現代評論派:1924年,胡適與陳西瀅、徐志摩等創辦《現代評論》周刊,稱為現代評論派。其成員多是歐美留學歸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以《現代評論》為主要陣地,為美帝國主義及買辦資產階級張目,支持北洋軍閥當局,誣蔑群眾革命運動。1927年7月,《現代評論》遷至上海,遂由原來依附于北洋政府轉而投靠國民黨政權。
    太陽社:1928年1月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員有蔣光慈、錢杏屯阝(阿英)、洪靈非、孟超等,全都為共產黨員。"這些《太陽》下的文學者,要求光明,要求新的人生,他們努力要創造出表現社會生活的新文藝。"同時創辦《太陽月刊》,積極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左聯成立時,該社自行解散。

      左聯: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簡稱,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主要發起人有魯迅、沈端先、馮乃超等,魯迅在成立大會上作了著名的《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演講,是其綱領。"左聯"的成立,實際上形成了比較廣泛的革命文學統一戰線,推動了左翼文藝運動迅猛發展。左翼文學粉碎了國民黨的文化"圍剿"。左聯十分重視理論批評。開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傳播。開展了文藝大眾化運動。文學創作十分繁榮,左聯還重視培養青年文學作者。代表作家有:蔣光慈、柔石、殷夫、葉紫等。"左聯"也存在一些不足,思想傾向上存在"左"的錯誤,理論上存在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組織工作方面存在比較重的關門主義和分派主義傾向,文學創作上,許多作品存在嚴重公式化,概念化的問題。


      革命文學論爭:指1928-1929年魯迅、茅盾與創造社、太陽社關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論爭。起因是創造社、太陽社在倡導革命文學時,由于受到國內外革命陣營內左傾思潮影響及自身世界觀原因,在理論主張方面存在嚴重的機械論錯誤傾向,批判清算魯迅、茅盾、郁達夫等,全盤否定五四新文學傳統。魯迅肯定無產階級文學的發生有其歷史背景,批評他們忽視文藝的特征、夸大文藝的作用及宗派主義傾向,茅盾也批評他們題材過于狹窄和標語口號傾向。這一論爭的性質是革命作家內部的論爭,擴大了革命文學的影響,促進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學習,提高了思想認識;論爭中魯迅翻譯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等馬義文藝理論著作,從而為左聯成立準備了條件。

      文藝大眾化運動:1931年11月左聯執委會通過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的決議提出,今后的文學,必須以"屬于大眾,為大眾所理解、所愛好為原則",明確規定"文學的大眾化"是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第一個重大的問題",為此成立了"大眾文學委員會",大眾化問題成為左翼文學理論的焦點之一。左聯時期有三次規模較大的文藝大眾化討論:第一次是在1930年春左聯成立前后,第二次是1931-1932年,這兩次著重討論了文藝大眾化的意義,大眾文學的形式問題,也涉及到內容、語言向群眾學習的問題。第三次是1934年,討論舊形式的采用,提出大眾語和文字拉丁化的問題。魯迅在《論新舊形式的采用》中"拿來主義"思想是文藝大眾化討論在理論上的重要收獲。

      普羅文學:1928-1930年革命文學初期,是普羅文學階段,創造社、太陽社作家是普羅文學的主要作者。普羅文學反映了北伐大革命時期和革命失敗后的某些社會現實,描寫了工農的生活和斗爭,表現了一些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在革命低潮時期白色恐怖下的心態。作品很多,具有很強的革命氣息,一時風靡文壇,產生很大社會影響。但是普羅文學存在嚴重缺陷,最主要的錯誤傾向是"革命的浪漫蒂克",把殘酷的現實斗爭理想化,浪漫蒂克化,同時,革命文學初期的圖解左傾盲動的政策等偏向未得到清算,因此成功的作品不多。代表作有蔣光慈《短褲黨》《菊芬》等。

      革命的浪漫蒂克: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倡導時期,創作方面也存在過一些幼稚傾向,其中最突出的即所謂"革命的浪漫蒂克"情調。它在思想意識上流露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和感傷情緒,在藝術方法上則帶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點。作品有華漢的《復興》、蔣光慈的《短褲黨》。這種現象一出現,立即受到魯迅的批評;沒有多久,也引起較多的革命作家的注意。像張天翼、丁玲、艾蕪、沙汀等人,他們不再把作品作為政治概念的圖解,而是從生活出發,以真實地反映現實,來激發人們批判和改造舊世界的熱情;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也有所克服;從而提高了革命文學作品的思想藝術水平。

      革命+戀愛小說:英雄兒女的革命加戀愛,是普羅文學許多作品的重要內容,一時成為流行主題。一方面反映了大革命前后的青年知識分子面臨個人與革命沖突的普遍問題,其中孕育著30年代知識新人的最初形象。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某種對生活的片面理解與表達。但正是此類小說曾積極影響了一代青年走向革命道路,這說明其確實和著時代的節拍,即便是帶有濃重理念痕跡的故事與人物,也能投合當時一部分知識青年興奮地追求光明的共同心理。

      華漢《地泉》及重版:1932年的陽翰生的《地泉》重版,可以看作是左聯有計劃地清算初期革命文學創作中錯誤傾向的一個重要事例。《地泉》三部曲《深入》《轉換》《復興》是初期革命文學中一部有影響的代表作。重版時,瞿秋白、茅盾、錢杏屯阝、鄭伯奇四人為之分別作序,對"革命的浪漫蒂克"進行了清算,否定將人物描寫變成"時代精神號筒"的簡單化寫法,以及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病,提出新興文學應當唾棄這樣的創作方法,堅決地走向"唯物辯證法創作方法"。

      唯物辯證法創作方法:由"拉普"(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聯合會)提出,而于1930年11月國際革命作家聯盟代表大會所確認。強調世界觀對創作直線式的決定作用,完全用哲學方法或世界觀取代藝術方法,認為作品成功的關鍵在于通過具體的人物和生活的描寫將唯物辯證法體現出來,那么圖解政治概念就是合理的。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以左聯為核心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后期從蘇聯引入這一口號,作為一種創作方法,其影響比以往其它方法更加深遠,甚至一直延續到當代。作為無產階級文學的一種基本創作方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1932年蘇聯首屆作家代表大會確定的。它要求文藝家從現實的革命出發,真實地歷史地具體地描寫現實,這種藝術的描寫還必須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這個口號的提出,是為了清算"拉普"機械論的文學思想以及"唯物辯證法創作方法"的偏誤,所以有強調"寫真實"的一面。(傳入時有些變形,由于周揚在左聯的領導地位,文章幾乎給此后左翼文壇對創作方法探求定下了調子,即既吸收了其中有利于現實主義恢復與發展的因素,又不能從根本上擺脫左傾機械論的束縛)

      自由人和第三種人:1931年至1932年,"左聯"與"自由人" "第三種人"展開論爭。"自由人"指《文化評論》的胡秋原,"第三種人"指《現代》的蘇汶。論爭以文藝的階級性、文藝性與政治的關系為中心。先是胡秋原發表《阿狗文藝論》,批判提示民族主義文學的法西斯主義實質,同時批評左翼文壇"將藝術隨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以后,他又發表《勿侵略文藝》等文。"左聯"的《文藝新聞》載文批評胡秋原,蘇汶即發表文章聲援胡秋原。魯迅、瞿秋白、馮雪峰等分別發表《論第三種人》、《文藝的自由與文學家的不自由》、《關于"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等文,與胡蘇二人展開論爭。他們批評了胡蘇二人有著文藝脫離政治脫離階級而自由的錯誤傾向,同時也檢討了"左聯"機械論錯誤和左傾宗派主義錯誤,這是論爭的重要收獲。

      兩個口號論爭:指1936年上海左翼文學界關于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兩個口號的論爭。這兩個口號都是因日寇擴大對華侵略和國內階級關系的新變化,為適應黨中央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要求而提出的。國防文學口號先由上**學界地下黨領導周揚提出,并由此開展了國防文學運動和國防戲劇、國防詩歌活動。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由黨中央特派員馮雪峰到上海和魯迅、胡風等商量后由胡風撰文提出的。受到主張國防文學的一些作家的指責而發生論爭。魯迅撰文提出兩個口號可以"并存",批評了主張國防文學的一些左翼領導人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錯誤。這是左翼文學界在新形勢下圍繞建立文藝界統一戰線由于某些思想分歧而發生的論爭。通過論爭達到了新的團結,為過渡到抗戰文藝運動和建立廣泛的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準備了思想條件。

      劇聯:"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的簡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進步戲劇家統一戰線組織。1930年成立于上海。劉保羅、田漢、趙銘彝、于伶等曾擔任黨團書記。劇聯成立后,起草并通過《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最近行動綱領》,除在上海設立總盟外,先后在北平、漢口等地設立了分盟和小組,使左翼戲劇運動在全國范圍內迅速發展。在演劇方面,團結進步的戲劇工作者,組成50多個左翼劇團。其中上海就有藝術劇杜、南國社等。劇聯領導的演劇活動,具有革命性、群眾性和戰斗性的特色。為了開展工人演劇活動,劇聯成立了工人演出委員會,推動了工人劇運的發展。左翼戲劇運動為后來話劇向職業化、實用化過渡準備了條件。為中國無產階級戲劇運動初步開拓了道路,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戲劇人才。1936年初,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自動宣告解散。

      中國詩歌會:左聯領導下的群眾性詩歌團體。1932年成立于上海,由穆木天、楊騷、任鈞、蒲風等共同發起。主要刊物是《新詩歌》。中國詩歌會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廓清新月派、現代派在詩壇造成的某些迷霧,推進和發展革命的詩歌運動。中國詩歌會在內容方面主張"捉住現實、歌唱新世界的意識";形式方面則提倡"大眾歌調",就是要創作大眾化的詩歌,使詩歌普及到群眾當中去。中國詩歌會成立后,不僅注意詩歌創作,而且注意理論研究。他們探索詩歌大眾化的途徑,出版"歌謠專號"、"創作專號"加以實踐。中國詩歌會對我國革命詩歌運動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京派:是30年代一個獨特的文學流派,主要成員有周作人、廢名、沈從文、李健吾、朱光潛等。稱之為"京派",是因為其作者在當時的京津兩地進行文學活動。其作品較多在京津刊物上發表,其藝術風格在本質上較為一致之處。主要刊物有《文學雜志》、《文學季刊》、《大公報?文藝》。"京派"的基本特征是關注人生,但和政治斗爭保持距離,強調藝術的獨特品格。他們的思想是講求"純正的文學趣味"所體現出的文學本體觀,以"和諧"、"節制"、"恰當"為基本原則的審美意識。沈從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現"鄉村中國"為主要內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蘊。京派作家多數是現實主義派,對現實主義有所發展變化,發展了抒情小說和諷刺小說。使小說詩化、散文化,現實主義而又帶有浪漫主義氣息。

      論語派:論語派是30年代的一個散文流派。主要人物是林語堂。主要刊物有《論語》《人間世》《宇宙風》,以刊登小品文為主,提倡幽默、閑適、性靈。主張"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筆調",采取與政治保持距離的自由主義立場。《論語》前期文章尚能觸及時弊、幽默中含諷刺。1934年后,諷刺鋒芒日益減弱,幽默也流于說笑話、尋開心。由此引發了左翼作家與其的論爭。

      新月派:現代新詩史上一個重要的詩歌流派,該詩派大體上以1927年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報副刊?詩鐫》為陣地,主要成員有聞一多、徐志摩、朱湘、饒孟侃、孫大雨、劉夢葦等。他們不滿于"五四"以后"自由詩人"忽視詩藝的作風,提倡新格律詩,主張"理性節制情感",反對濫情主義和詩的散文化傾向,從理論到實踐上對新詩的格律化進行了認真的探索。聞一多在《詩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張,即"音樂美、繪畫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稱為"新格律詩派"。新月派糾正了早期新詩創作過于散文化弱點,也使新詩進入了自覺創造的時期。1927年春,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等人創辦新月書店,次年又創辦《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動轉移到上海,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創刊的《詩刊》季刊為主要陣地,新加入成員有陳夢家、方瑋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嚴"的原則,堅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現的、貴族化的"純詩"的立場,講求"本質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謹嚴",但詩的藝術表現、抒情方式與現代派趨近。

      民族主義文學:是屬于國民黨的一個文學派別,主要成員有潘公展、王平陵、朱應鵬、范爭波、黃震遐等。文藝主張鼓吹要建立"文藝的中心意識",聲稱"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主要刊物《前鋒周報》、《前鋒月刊》。代表作是《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黃震遐的小說《隴海線上》《黃人之血》。"民族主義文學"的中心意識"民族意識",實質上是封建意識與法西斯思想的混合,以此否定階級意識,抹煞階級斗爭。魯迅、茅盾、瞿秋白等著文揭露其"屠夫文學"、"殺人放火文學"的實質及丑惡表現。

      現代派與現代詩派:現代派得名于1932年出版的《現代》大型文學雜志,主要負責人為施蟄存、蘇汶、戴望舒三人。《現代》發表各類作家的作品,包括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現代》上發表詩歌的人很多,一批詩人從思想到藝術有許多共同傾向,稱之為"現代詩派"。現代詩派的首領是戴望舒,主要成員有徐遲、路易士、卞之琳、何其芳等。后又編《新詩》雜志,推進這股現代派詩潮。現代詩派的詩作表現了幻滅中的追尋、對現實的理性批判意識和孤獨寂寞的心態,追求語言的自然質樸、形式的自由舒展,以新異的手法提升了詩歌的表現力。這股現代派詩潮,因后期新月詩派向現代派轉化,而匯成一股不小的潮流。被人稱之為新詩的黃金時代和成熟期。除現代派詩外,還有現代派小說,以施蟄存、穆時英為代表,創作了一批心理分析小說和新感覺主義小說,稱之為心理分析派和新感覺派。

      心理分析派:(心理分析小說)代表作家施蟄存。其特點是運用弗洛伊德學說深入細致地嚴肅地描寫人物的性心理、性壓抑、性轉移、性變態等等。此前,魯迅、郭沫若、郁達夫、葉紹鈞、廬隱等的一些作品中,都有性壓抑、性心理分析的成分,但一般都是以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為主要創作特色,性心理描寫作為其中的因素、成分。而施蟄存這時期創作了一批性心理分析小說,代表作有《梅雨之夕》《春陽》《石秀》等。心理分析派小說在現代小說中別具一格,豐富了文學表現生活的內容和手法。

      新感覺派:(海派小說、新感覺主義小說)新感覺派是20世紀30年代產生于上**壇的一個現代主義小說流派,代表作家有劉吶鷗、施蜇存、穆時英、葉靈風等。穆時英被稱為是新感覺派的圣手,海派的大將。新感覺主義源于20世紀20年代的日本。新感覺派內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態,著重病態生活的描寫、畸形的兩性關系及心理等,夜總會、舞場、酒吧、投機家、交際花等是經常描寫的場景和對象;極力地捕捉新奇的感覺、印象,把人物的主觀感覺投射到對象中去;對人物的意識和潛意識進行精神分析,著力表現二重人格,并追求小說形式技巧的花樣翻新。代表作有穆時英《夜總會里的五個人》《上海的狐步舞》。新感覺派開拓了文學表現的內容,但有一部分存在頹廢、悲觀傾向。
    文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簡稱,1938年3月成立于武漢,是抗日戰爭期間全國規模的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發起人包括全國文藝界各方面的代表近百人,理事會推舉老舍為總務部主任,主持"文協"的日常工作。"文協"還提出了"文章入伍"的口號,對鼓勵作家深入現實生和實際斗爭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文協"的會刊《抗戰文藝》是貫通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唯一的刊物,它對推進抗戰文藝運動促進抗戰文藝創作的繁榮,發揮了突出的作用。

      孤島文學:指抗戰時期上海租界的文學,存在時間是從1937年11月上海淪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日軍侵入租界止。這時期的租界,四面都是日軍侵占的淪陷區,僅租界內是日軍勢力未到而英法等國控制的地方,故稱"孤島"。文藝工作者利用租界這一特殊環境進行抗日文學活動,稱"孤島文學"。孤島文學最有影響的,一是雜文,孤島作家唐弢、柯靈、王任叔(巴人)等發表了很多緊密聯系現實、愛憎分明的雜文,王任叔和阿英關于雜文曾發生頗有影響的"魯迅風"的爭論,后出版雜文刊物《魯迅風》;二是戲劇活動特別活躍,于伶和《夜上海》《長夜行》等反映淪陷區人民生活和斗爭的劇本,阿英的《碧血花》《海國英雄》等南明史劇,歌頌愛國主義和民族氣節,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

      淪陷區文學: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結束了上海孤島文學的時代,納入了淪陷區文學的軌道。在此之前,已有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的東北淪陷區文學,1937年"七七"事變以后以北平為中心的華北淪陷區文學,統稱為"淪陷區文學"。1941年上海完全淪陷時,最有影響的文學雜志《萬象》,團結了一大批在上海的進步作家,發表了大量揭露舊社會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愛國主義理想的作品,如師陀的《無望村的館主》,張愛玲的小說集《傳奇》等,蘇青的《結婚十年》等。在北平淪陷區,最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閑適小品,他的《藥堂語錄》等散文集典型地表現了一個民族變節者進退失據的矛盾心靈。

      七月詩派:是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重要的現實主義詩歌流派,因胡風主編《七月》得名。代表詩人有艾青、田間和魯藜、綠原、牛漢等。他們以《七月》、《希望》、《泥土》為陣地,強調詩歌中主觀與客觀的統一,歷史與個人的融合,多寫自由詩,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詩為主。他們出版過《七月詩叢》《七月文叢》等。該派在革命現實主義雄渾的總風格中,又顯示出各詩人充滿個性的特色。胡風的《為祖國而歌》,牛漢的《鄂而多斯草原》,魯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詩派的代表作。

      七月派小說:胡風主持的《七月》、《希望》等雜志,在抗戰時期國統區進步文藝界很有影響。它團結了路翎、丘東平等小說作者,主張在現實主義旗幟下反映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狀態,作品充滿了生活的血肉感,以及對于人的心靈的直視力量。這些小說在某種意義上,比七月派詩歌更能體現胡風的理論主張,多數都被編入《七月文叢》,并由胡風親自撰寫序文,故稱之為"七月派小說"。代表作有路翎《財主底兒女們》。

      九葉詩派:(中國新詩派)是抗戰后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的一個具有現代主義傾向的詩歌流派。主要成員有辛笛、穆旦、陳敬容、杜運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詩創造》《中國新詩》。它們強調反映現實與挖掘內心的統一,詩作視野開闊,具有強烈的時代感、歷史感和現實精神。在藝術上,他們自覺追求現實主義與現代派的結合,注重在詩歌里營造新穎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們承接了中國新詩現代主義的傳統,為新詩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戰國策派:該派是1940年前后出現的國統區的一個頌揚國民黨統治、宣傳法西斯主義文藝派別,因出版《戰國策》雜志和在《大公報》開辟《戰國》副刊而得名。代表人物是陳國濟、陳銓、雷海宗等。他們提倡歷史重演說,鼓吹強權政治。在文學上他們力圖使文學恭恭敬敬地為國民黨法西斯政治服務,主張以"恐怖?狂歡?虔恪"為創作的"三道母題",并把文學納入表現恐怖的特務文學和表現狂歡的色文學的軌道。陳銓的話劇《野玫瑰》把國民黨間諜作為民族英雄歌頌,是其創作標本。
    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于1942年5月,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相持階段。當時解放區文學的主流是好的,但作家隊伍的思想面貌也存在不少問題。為了總結經驗教訓,克服錯誤觀點,讓文藝給民族解放戰爭以更大助力,在延安召開了文藝座談會。先由毛澤東作了"引言"的發言,經過作家三次討論,毛澤東作了"結論"的發言。"引言"和"結論"合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提出了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方向,強調指出要真正為人民大眾服務,作家必須把立足點移到無產階級方面來。《講話》闡明人民生活是文藝的無盡的唯一的源泉,要求文藝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履行思想,獲取無限豐富的藝術源泉,并繼承和借鑒中外優秀文學遺產,這樣才能創造真正為人民大眾的文學。《講話》還論述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認為文學為政治服務在當時尖銳的斗爭形勢和正確的革命政策下,與文藝真實反映時代歷史風貌和社會心理基本上是統一的,從主要方面說是起了積極作用。總之,《講話》是對五四以來新文學運動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從理論上解決了新文學發展的關鍵問題,對新文學具有重大深遠的指導意義。

      民族形式問題論爭:發生在抗戰中期。1939年和1940年,毛澤東先后發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新民主主義論》,提出"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和"中國文化應有自已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的問題。國統區文藝界在學習和討論中發生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是向林冰的觀點。向林冰的觀點是:①"應該在民間形式中發現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他認為喜聞樂見應以習聞常見為基礎,而民間形式是大眾習聞常見的;②否定"五四"以來新文藝的形式。另一種觀點以葛一虹為代表:①對舊形式全盤否定;②肯定新文藝在民族形式上的努力和成就時,否認新文藝在形式上存在缺點。郭沫若、茅盾、胡風等在撰文討論中,都從形式和內容的辯證關系上論述民族形式的問題,胡風把民族形式和現實主義、大眾化問題聯系起來,見解獨到,郭沫若指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現實生活,茅盾指出新文藝民族形式的建立,要學習吸收中外文藝的優秀之處,要繼續發揚五四以來的優秀作風,更要深入民族現實,提煉熔鑄新鮮活潑的素質。這次討論,是"左聯"時期的文藝大眾化討論在新現實之下的繼續和發展,對新文藝向民族化大眾化方向發展,起了重要影響。

      現實主義與主觀戰斗精神論爭:發生于抗戰后期和解放戰爭時期。論爭的一方以胡風為主,胡風撰文論述作家在創作中主觀和客觀的辯證關系,十分強調主觀精神的作用,克服創作中的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偏向,爭取現實主義的勝利。胡風的理論是有深度的、見解獨到的。文章發表后,受到一些人責難。論爭延續到40年代后期,邵荃麟、林默涵、胡繩等發表批評文章,胡風寫《論現實主義的路》進行答辯。

      文學與抗戰關系的論爭:1938年12月,梁實秋在他主編的副刊上發表《編者的話》:"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載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也沒有益處的。"雖不能說他在宣傳文學"與抗戰無關",但他對抗戰文學的態度,卻不無偏頗之處。羅蓀、宋之的、張天翼等撰文批判。郁達夫的《關于抗戰八股的問題》既充分肯定文學為抗戰服務,也批評分析了八股病的原因。

      新秧歌運動: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后,《講話》精神在文藝上顯示的最初成績。文藝工作者改變了輕視民間文藝秧歌的態度,與群眾一起,指導改造了舊秧歌,使之成為反映階級斗爭、生產斗爭新內容,熔戲劇、音樂、舞蹈于一爐的小型廣場歌舞劇。1943年春節秧歌鬧得熱火朝天,涌現了一批受群眾歡迎的秧歌劇,如"魯藝"的《兄妹開荒》等。新秧歌運動表現了文藝工作者面向群眾、向工農兵普及的實踐。

      "隨感錄"作家群:1918年4月,《新青年》設立隨感錄欄目,專門刊發雜文。向其撰稿的大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其中有李大釗、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等,而以魯迅的雜文最具代表性。這些雜感作者被稱為《新青年》"隨感錄"作家群,這個作家群奠定了雜文在現代散文史上的地位。陳獨秀的潑辣明快,錢玄同的汪洋恣肆,劉半農的爽直幽默與魯迅的犀利凝重,展現了這一作家群的不同風格。而立論堅實、短小精悍、富于戰斗力,則是其共同傾向。
    問題小說:是中國現代小說發展進程中的第一個潮流,出現在1919年的下半年到1922年間,代表作家有冰心、許地山、葉紹鈞、廬隱、王統照等。他們以五四新文化作為參照,重新思考社會人生問題,并通過小說的形式加以藝術的表現。文學研究會作家的"問題小說"廣泛地涉及婚戀、教育、就業、家庭、婦女、兒童等問題,作家們對社會弊端的敏銳感悟,使五四文學具備了強烈的啟蒙色彩和理性批判精神。主要不足是由于急于要表達作者對現實的批判和對人生的思考,社會功利的傾斜使其不免帶有觀念化與抽象化的陋病,人物形象被社會問題沖淡,削弱了作品的審美價值。代表作有冰心《兩個家庭》《斯人獨憔悴》等。

      鄉土文學:鄉土文學的出現溯源于魯迅的《故鄉》。20年代,現代文壇上出現了一批比較接近農村的年輕作家,他們的創作較多受到魯迅影響,以農村生活為題材,以農民疾苦為主要內容,形成所謂"鄉土文學"。代表作家有彭家煌、魯彥、許杰、許欽文、王任叔、臺靜農等。鄉土文學是在"為人生"文學主張的影響和發展下出現的,這些寓居于京滬大都市的游子,目擊現代文明與宗法農村的差異,在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的啟迪下,帶著對童年和故鄉的回憶,用隱含著鄉愁的筆觸,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顯示了鮮明的地方色彩,從總體上呈現出比較自覺而可貴的民族化的追求,開創了現代文學史上堪稱一大創作潮流的風氣。代表作有彭家煌《慫恿》,王任叔《疲憊者》,許欽文《瘋婦》,臺靜農《地之子》等。

      自敘傳抒情小說:中國現代抒情小說的最初體式,作者多集中于創造社。創造社的主要成員在日本留學期間,較多地接受了19世紀歐洲浪漫主義文學及近代日本"私小說"的影響,于是強調"本著內心的要求,從事于文藝活動"。主張再現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減弱對外部事件的描寫,而側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膽暴露,包括暴露個人私生活中的靈與肉的沖突以及變態性心理,作為向一切舊道德舊禮教挑戰的藝術手段。自敘傳抒情小說作為一股創作潮流是從郁達夫1921年出版的《沉淪》小說集開始的。
    零余者:郁達夫小說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真實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這些抒情主人公大都是所謂"零余者",即"五四"時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識青年,他們是遭受社會擠壓而無力把握自己命運的小人物,是被壓迫被損害的弱者。這些"零余者"同現實社會往往勢不兩立,寧愿窮困自我,也不愿與黑暗勢力同流合污,他們痛罵世道澆離,或以種種變態行為以示反抗。郁達夫的"零余者"形象,實際上是對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種自述,并經過拷問自己來探索五四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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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詩體:是在周作人翻譯的日本短歌、徘句和鄭振鐸翻譯的泰戈爾《飛鳥集》影響下產生的。主要作者有冰心、宗白華、徐玉諾、何植三等人。小詩是一種即興式的短詩,一般以三五行為一首,表現作者剎那間的感興,寄寓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小詩的出現,一方面表現了詩人對詩歌形式的多方面的探索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表現了詩人捕捉自己內心世界微妙情感與感受的努力。小詩體在新詩的發展史上具有過渡的意義。

      純詩:1926年早期象征派詩人穆木天在《譚詩——寄沫若的一封信》中提出"純詩"這一概念,即"純粹的詩歌"。穆木天所謂的"純詩"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詩與散文有著完全不同的領域,主張"把純粹的表現的世界給了詩作領域,人間生活則讓給散文擔任";二是詩應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維方式與表現方式,"詩是要暗示的,詩最忌說明的"。早期象征派詩人提出的"純詩"概念,在其更深層面上,意味著一種詩歌觀念的轉化:從強調詩歌的抒情表意的"表達"功能轉向"自我感覺的表現"功能。

      美文:周作人最早從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于1921年發表《美文》,提倡"記述的"、"藝術的"敘事抒情散文,"給新文學開辟出一塊新土地"。王統照、傅斯年、胡適等曾撰文起而應和,冰心、朱自清、郁達夫、俞平伯、徐志摩和周作人自己等一大批作家富有成效的拓荒,徹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美文作為一種獨立文體的地位遂得以在文學史上確立。
    春柳社:1906年冬由中國留日學生組建于日本東京,因從事演劇活動而在中國早期話劇創始時期產生過重大影響。成員有李叔同、曾孝谷、歐陽予倩等。1907年正式公演《黑奴吁天錄》。這是春柳社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創作活動,演出在東京引起了轟動,其影響達于國內。辛亥革命后,春柳社員陸續歸國。1912年初,陸鏡若在上海邀集歐陽予倩等人成立了新劇同志會,正式從事職業演劇。它始終保持著春柳社的宗旨和傳統作風,因此可算作"后期春柳"。

      上海民眾劇社:"五四"以后第一個新的戲劇團體,1921年3月在上海成立。發起者為沈雁冰、鄭振鐸、熊佛西、陳大悲、歐陽予倩等十三人。5月創辦了《戲劇》月刊,這是以新的形式最早出現的一個專門性戲劇雜志。民眾戲劇社強調戲劇必須反映現實和負擔社會教育的任務,認為它"是推動社會使前進的一個輪子,又是搜尋社會病根的X光鏡"。總的說來,是和文學研究會的"為人生"的現實主義文藝思想基本上一致的。此外,他們還介紹了羅曼羅蘭的"民眾戲院"及西歐的小劇場運動,以助長"愛美劇"的聲勢。民眾戲劇社的主要貢獻是將"五四"革命精神在戲劇理論方面作了充分的發揮,也強調舞臺實踐,鼓勵青年學生參加"愛美劇"運動。

      劇運動:1926年,趙太侔、余上沅等一批留美學生在徐志摩主持的北京《晨報》副刊上創辦《劇刊》,提倡"國劇運動"。他們主張從整理與利用舊戲入手去建立"中國新劇":在戲劇觀念上,主張發揚傳統戲曲"純粹藝術"的傾向;在戲劇表現上,提出要"探討人心的深邃,表現生活的原力",因而贊賞西方象征主義與表現主義藝術,進而提出要糅合東、西方戲劇的特點,在"寫意的"與"寫實的"兩峰間,架起一座橋梁,并預言"再過幾十年大部分的中國戲劇,將要變成介于散文、詩歌之間的一種韻文的形式"。——他們的這一設想,帶有濃重的理想主義色彩,由于不適合當時社會的需求,終未能實現,但作為一種選擇的可能性,在現代戲劇發展史上留下了痕跡。

      社崞飾魴∷?以茅盾為首的一類小說,其特點是:表現時代斗爭的重大題材,在創作一開始就運用一定的社會科學思想對社會生活進行理性的分析,以開拓形象思維的深廣度,在典型環境中塑造典型性格尤其是塑造時代性格,在戲劇沖突強烈的情節中描述人物的性格成長史或凸出人物性格的一瞬。在左翼內部,跟隨茅盾如此創作的,有沙汀、吳組緗等人。這種小說模式逐漸成為"左翼"文學公認的主流,因而影響深遠。

      東北作家群:是指"九一八"事變以后,一群從東北流亡到關內的文學青年在左翼文學運動推動下共同自發地開始文學創作的群體。他們的作品反映了處于日寇鐵蹄下的東北人民的悲慘遭遇,表達了對侵略者的仇恨、對父老鄉親的懷念及早日收回國土的強烈愿望。他們的作品具有粗獷宏大的風格,寫出了東北的風俗民情,顯示了濃郁的地方色彩。"東北作家群"的主要作家有蕭軍、蕭紅、舒群、端木蕻良等,代表作有蕭紅《呼蘭河傳》《生死場》,蕭軍《八月的鄉村》等。

      大河小說:原是法國文學中的一種形式,特指那種多卷本連續性并帶有歷史意味的長篇巨著。李劫人曾留學法國,受其影響。30年代中期,他以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發展變遷為基本線索,完成了三部曲式的歷史性宏篇巨著《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具有宏偉的構架與深廣度,被人稱為是"大河小說",其長篇巨著亦被稱為"小說的近代史"。

      漢園三詩人:30年代中國現代派詩歌創作中三位風格獨異的詩人:何其芳、李廣田、卞之琳,1936年出版了合集《漢園集》,內收何其芳《燕泥集》、李廣田《行云集》、卞之琳《數行集》,因此而得名。他們注重以詩歌傳達獨特的氣質:何其芳主要表現青年人朦朧的理想和淡淡的憂傷;李廣田的詩歌,風格質樸,蘊藉深沉;卞之琳善于在不露聲色中深含著情感與哲理,對現代詩歌的客觀化、非個人化等藝術手法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字奇巧。

      開明派:30年代獨具特色的一支散文作家隊伍,他們大都是上海立達學園的同事,30年代又聚集在開明書店周圍,有豐子愷、夏丏尊、葉圣陶諸先生。"開明"同人散文家是積極的人生派,熱切的愛國者,講究品格、氣節和操守。他們的作品平淡如水,明白如話,卻擅于在平凡中開掘生活的哲理,追求高遠的情境,嚴謹而有韻致。

      上海藝術劇社: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的第一個話劇團體。由鄭伯奇、沈端先等發起,1929年秋在上海成立。社長鄭伯奇。出版《藝術》和《沙侖》等戲劇刊物及《戲劇論文集》,旗幟鮮明地提出了發展新興戲劇及"無產階級戲劇"的口號,并先后組織了兩次公演,介紹了法國左翼劇作家羅曼羅蘭的《愛與死的角逐》等具有革命傾向的劇目。它有力地促進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戲劇理論建設,為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的成立準備了條件。

      后浪漫主義:上海"孤島"和國統區內典型的通俗、先鋒兩棲作家,是徐訏和無名氏。這類作家的出現,一定意義上反映了40年代城市讀者對小說的欣賞趣味的提高。有人稱之為"后浪漫主義小說",強調了他們的文學品位,既有浪漫主義理想,又滲入現代主義精神。他們的小說具有浪漫主義的手法,抒情的筆調,但又不同于郁達夫代表的前期浪漫派小說,而是更多神秘荒誕色彩。代表作有徐訏的《風蕭蕭》等。

      街頭詩運動:1938年,田間來到延安,發起街頭詩運動,積極提倡"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詩歌。所謂街頭詩,就是群眾的詩,經是抄寫在村莊的門樓、墻壁上或印成傳單散發的通俗的政治鼓動詩,也叫墻頭詩或詩傳單。田間的街頭詩最為突出,結構上采用"階梯式"分行形式,詩句短而有力,節奏感強,在群眾中廣為流傳,起到鼓舞人民、打擊敵人的戰斗作用,被聞一多稱為"時代的鼓手"




      劇聯:"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的簡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進步戲劇家統一戰線組織。1930年成立于上海。劉保羅、田漢、趙銘彝、于伶等曾擔任黨團書記。劇聯成立后,起草并通過《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最近行動綱領》,除在上海設立總盟外,先后在北平、漢口等地設立了分盟和小組,使左翼戲劇運動在全國范圍內迅速發展。在演劇方面,團結進步的戲劇工作者,組成50多個左翼劇團。其中上海就有藝術劇杜、南國社等。劇聯領導的演劇活動,具有革命性、群眾性和戰斗性的特色。為了開展工人演劇活動,劇聯成立了工人演出委員會,推動了工人劇運的發展。左翼戲劇運動為后來話劇向職業化、實用化過渡準備了條件。為中國無產階級戲劇運動初步開拓了道路,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戲劇人才。1936年初,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自動宣告解散。

      中國詩歌會:左聯領導下的群眾性詩歌團體。1932年成立于上海,由穆木天、楊騷、任鈞、蒲風等共同發起。主要刊物是《新詩歌》。中國詩歌會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廓清新月派、現代派在詩壇造成的某些迷霧,推進和發展革命的詩歌運動。中國詩歌會在內容方面主張"捉住現實、歌唱新世界的意識";形式方面則提倡"大眾歌調",就是要創作大眾化的詩歌,使詩歌普及到群眾當中去。中國詩歌會成立后,不僅注意詩歌創作,而且注意理論研究。他們探索詩歌大眾化的途徑,出版"歌謠專號"、"創作專號"加以實踐。中國詩歌會對我國革命詩歌運動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京派:是30年代一個獨特的文學流派,主要成員有周作人、廢名、沈從文、李健吾、朱光潛等。稱之為"京派",是因為其作者在當時的京津兩地進行文學活動。其作品較多在京津刊物上發表,其藝術風格在本質上較為一致之處。主要刊物有《文學雜志》、《文學季刊》、《大公報?文藝》。"京派"的基本特征是關注人生,但和政治斗爭保持距離,強調藝術的獨特品格。他們的思想是講求"純正的文學趣味"所體現出的文學本體觀,以"和諧"、"節制"、"恰當"為基本原則的審美意識。沈從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現"鄉村中國"為主要內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蘊。京派作家多數是現實主義派,對現實主義有所發展變化,發展了抒情小說和諷刺小說。使小說詩化、散文化,現實主義而又帶有浪漫主義氣息。

    論語派:論語派是30年代的一個散文流派。主要人物是林語堂。主要刊物有《論語》《人間世》《宇宙風》,以刊登小品文為主,提倡幽默、閑適、性靈。主張"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筆調",采取與政治保持距離的自由主義立場。《論語》前期文章尚能觸及時弊、幽默中含諷刺。1934年后,諷刺鋒芒日益減弱,幽默也流于說笑話、尋開心。由此引發了左翼作家與其的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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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月派:現代新詩史上一個重要的詩歌流派,該詩派大體上以1927年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報副刊?詩鐫》為陣地,主要成員有聞一多、徐志摩、朱湘、饒孟侃、孫大雨、劉夢葦等。他們不滿于"五四"以后"自由詩人"忽視詩藝的作風,提倡新格律詩,主張"理性節制情感",反對濫情主義和詩的散文化傾向,從理論到實踐上對新詩的格律化進行了認真的探索。聞一多在《詩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張,即"音樂美、繪畫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稱為"新格律詩派"。新月派糾正了早期新詩創作過于散文化弱點,也使新詩進入了自覺創造的時期。1927年春,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等人創辦新月書店,次年又創辦《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動轉移到上海,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創刊的《詩刊》季刊為主要陣地,新加入成員有陳夢家、方瑋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嚴"的原則,堅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現的、貴族化的"純詩"的立場,講求"本質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謹嚴",但詩的藝術表現、抒情方式與現代派趨近。

      民族主義文學:是屬于國民黨的一個文學派別,主要成員有潘公展、王平陵、朱應鵬、范爭波、黃震遐等。文藝主張鼓吹要建立"文藝的中心意識",聲稱"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主要刊物《前鋒周報》、《前鋒月刊》。代表作是《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黃震遐的小說《隴海線上》《黃人之血》。"民族主義文學"的中心意識"民族意識",實質上是封建意識與法西斯思想的混合,以此否定階級意識,抹煞階級斗爭。魯迅、茅盾、瞿秋白等著文揭露其"屠夫文學"、"殺人放火文學"的實質及丑惡表現。

      現代派與現代詩派:現代派得名于1932年出版的《現代》大型文學雜志,主要負責人為施蟄存、蘇汶、戴望舒三人。《現代》發表各類作家的作品,包括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現代》上發表詩歌的人很多,一批詩人從思想到藝術有許多共同傾向,稱之為"現代詩派"。現代詩派的首領是戴望舒,主要成員有徐遲、路易士、卞之琳、何其芳等。后又編《新詩》雜志,推進這股現代派詩潮。現代詩派的詩作表現了幻滅中的追尋、對現實的理性批判意識和孤獨寂寞的心態,追求語言的自然質樸、形式的自由舒展,以新異的手法提升了詩歌的表現力。這股現代派詩潮,因后期新月詩派向現代派轉化,而匯成一股不小的潮流。被人稱之為新詩的黃金時代和成熟期。除現代派詩外,還有現代派小說,以施蟄存、穆時英為代表,創作了一批心理分析小說和新感覺主義小說,稱之為心理分析派和新感覺派。

      心理分析派:(心理分析小說)代表作家施蟄存。其特點是運用弗洛伊德學說深入細致地嚴肅地描寫人物的性心理、性壓抑、性轉移、性變態等等。此前,魯迅、郭沫若、郁達夫、葉紹鈞、廬隱等的一些作品中,都有性壓抑、性心理分析的成分,但一般都是以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為主要創作特色,性心理描寫作為其中的因素、成分。而施蟄存這時期創作了一批性心理分析小說,代表作有《梅雨之夕》《春陽》《石秀》等。心理分析派小說在現代小說中別具一格,豐富了文學表現生活的內容和手法。

      新感覺派:(海派小說、新感覺主義小說)新感覺派是20世紀30年代產生于上**壇的一個現代主義小說流派,代表作家有劉吶鷗、施蜇存、穆時英、葉靈風等。穆時英被稱為是新感覺派的圣手,海派的大將。新感覺主義源于20世紀20年代的日本。新感覺派內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態,著重病態生活的描寫、畸形的兩性關系及心理等,夜總會、舞場、酒吧、投機家、交際花等是經常描寫的場景和對象;極力地捕捉新奇的感覺、印象,把人物的主觀感覺投射到對象中去;對人物的意識和潛意識進行精神分析,著力表現二重人格,并追求小說形式技巧的花樣翻新。代表作有穆時英《夜總會里的五個人》《上海的狐步舞》。新感覺派開拓了文學表現的內容,但有一部分存在頹廢、悲觀傾向。
    文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簡稱,1938年3月成立于武漢,是抗日戰爭期間全國規模的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發起人包括全國文藝界各方面的代表近百人,理事會推舉老舍為總務部主任,主持"文協"的日常工作。"文協"還提出了"文章入伍"的口號,對鼓勵作家深入現實生和實際斗爭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文協"的會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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