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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的12個新鮮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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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10-09-16 07:35
樓主
2005年我國的突發事件較多，新聞傳播業界也經常出現新的情況，其中不少還引起社會的關注。因而，這年新聞傳播學界隨著這些問題的發生討論了不少熱點問題。但除了少數幾個問題外，總體的研究深度仍然有限，人們忙于解釋、說明新問題，無暇深入做學理研究�？磥恚覀兊难芯咳藛T需要有較為明確的分工，以便兩方面都顧及到。
1．新聞職業規范問題日益彰顯 這年內，國內外的幾起傳媒事件頗為社會關注，它們是： 老藝術家孫道臨要求付費采訪，引發關于付費采訪是非的討論。付費采訪在我國體育和娛樂報道領域已經出現。贊成付費采訪的人多認為：既然報紙要靠信息賣錢，那么被采訪對象因為提供了信息而應該獲得一定的報償。反方則認為，如果簡單地把商業化原則推及到新聞采訪，可能會使社會形成“一切東西都可以用錢收買”的觀念，破壞公益性原則。在正反方并不激烈的交鋒中，一個較為中立的看法逐漸成為主導，即在某些情況下，付費采訪無可厚非，但是一定要有底線。明顯涉及公眾利益的，被采訪對象不能提出付費請求，而媒體付費壟斷公共信息的新聞采訪權則屬惡意競爭，應受到譴責。 [1] 廈門《東南晚報》記者柳濤在雨中等待近一小時抓拍到騎車人摔倒的系列照片，再次引發人們對記者職業行為邊界的思考。最初贊成和批評的意見在新浪網上一半對一半，后來批評意見上升。研究者認為，救人第一、拍攝第二應是攝影記者的不二法則。當事的記者編輯對一個騎車人摔倒本身不當回事的冷漠心態需要警醒。另一種觀點認為，這位記者具有很高的新聞敏感，他作為普通公民沒有義務站在風雨交加的馬路上提醒路人當心水坑。[2] 2005年6月13日，中國記協和中宣部新聞局召開進一步加強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座談會，會上對于一些記者見義勇為行為的表彰實際上申明了“助人”先于“采訪”的職業道德準則 [3]。 美國新聞界年內先后爆出的“古蘭經風波”、“深喉事件”和“特工門事件”，這些事件都涉及到“隱匿權”。如何使用匿名信源，發達國家的新聞界已經有了一套比較成熟的做法。我國已經有多篇關于消息源使用問題的文章，在匿名信源上的主要問題，是記者捏造匿名新聞來源或在新聞來源方面以保密為由故弄玄虛，這與發達國家出現的隱匿權問題的性質和背景差別較大 [4]。 2．新聞真實的老問題引發諸多的新鮮討論 2005年在新聞真實的老問題上，討論熱度不減。因為新事件不斷再現，例如“高露潔事件”、“記者斷指案”、 “疫苗事件”等等。 2005年4月，從國外一家小報的關于高露潔牙膏致癌的假新聞傳到國內，我國的傳媒從嚴肅媒體到各種市民媒體，均予以報道，造成一場虛幻的公共衛生危機。研究者指出，這個小小的事件需要總結的經驗在于：傳媒在時效與真實之間要謹慎權衡，盡力交代原始信息源，平衡處理信息，避免含有價值判斷的語言，不斷填補前次報道留下的信息空白。 [5] 2005年5月，南方都市報記者溫沖因情感問題遭報復，手指被截。很多媒體想當然地判定是由于他寫揭露性報道所致，掀起了一場義憤填膺的輿論潮，當事實真相大白后，所有參與煽情的傳媒全部“失語”，沒有一家向公眾道歉。有的研究者指出，這是一種由于傳媒想象構成的假新聞，初衷絕不是寫假新聞，但在事件清晰后傳媒必須提供對稱的信息，承擔責任。這個事件的報道，除了防止主觀臆斷外，還引發了傳媒更正制度的完善問題。[6] 2005年6月，安徽泗縣發生小學生集體疫苗反映，眾多媒體異口同聲地從“問題疫苗”的判斷轉變到“奪命疫苗”的判斷，調門越來越高。而后來的事實真相是“群體性心因性反應”，完全不是媒體的判斷。這個事件又提供了一種防止假新聞的新情況。研究者指出，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媒體的報道和關注有時會變成一種“暗示”，“信息”成為病因，在“心魔”與“病魔”之間，新聞報道也可能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特別在媒體不是客觀報道，而是加入到激憤的公眾群中去的時候，造成的不良后果更大。[7] 3．“北青傳媒”上市后的問題說明什么？ 北青傳媒在上市之初曾經宣布，這次募集資金主要用于投資周末報刊、時尚和理財等專題周刊以及投資北京電視業務等。然而，2005年4月26日《南方日報》以《北青傳媒融資9億港元未花一分》為題，披露北青上市募來的錢大多躺在銀行里未動，僅在前一年7月投入238萬元收購休閑時尚期刊。由于產業擴張行動遲緩，原有單一形態的傳媒結構和贏利手段使得北青傳媒抵抗市場風險的能力極弱。北青傳媒的經營決策層早就意識到風險的存在，因而在公司上市說明和2005年中報中都明確表示有延伸產業鏈、增強公司抗風險能力的具體計劃�？墒�，動用這些資本市場募集的資金，除了需要獲得董事會的首肯，還要層層上報給上級部門審批；另一方面，跨媒介的發展在國內還沒有實質意義上的開先河者，跨地區辦報已經叫停，跨行業發展則要冒更大的經營風險，所以，在當前國內媒體管制環境下，北青要實施“跨媒體、跨行業、跨地區”的三跨戰略還只能是一廂情愿。 北青傳媒的巨幅下跌以一種放大的聲音提醒人們：走向開放市場的中國傳媒產業亟需一套完整而清晰的規則系統。有的學者據此認為，中國的傳媒產業由于規制邊界不清，或是規制供應不足，導致產業市場存在著市場和政府由于角色錯位而造成的功能雙重失靈的情況，事實上，這樣的雙重失靈已經嚴重制約了中國傳媒產業的發展。傳媒產業的經濟屬性和政治屬性決定了傳媒產業的發展，無論怎樣的社會形態，都必須在市場規則和政府規制之間尋找平衡點。但是，在一個市場機制日益健全的國家，市場和政府的邊界必須明確，否則，在市場規則應該發生作用的地方，政府規制掣肘，導致市場失靈，損害社會總福利的同時，對整體社會效益的發揮也會產生負面影響；而如果在政府規制應該執行有力的時候卻仍然讓市場力量博弈，就會產生尋租行為，權錢交易不可避免。最終導致政府規制失靈，不利于市場的健康發展。[8] 4．媒介會導致“娛樂致死”嗎？ 2004年《南方周末》發表的兩篇文章《崔永元炮轟電視庸俗化》和《電視為什么不能庸俗化》，把媒介娛樂的專業問題擴大為一個公共性話題。2005年8月下旬，國家廣電總局高層指出：“當前廣播電視領域最突出的問題就是低俗化。[9] ”于是，電視學術界在05年下半年掀起了一場關于電視娛樂與低俗化的討論。與此同時，美國學者尼爾·波茨曼的著作《娛樂致死》和英國學者大衛·帕金翰的著作《童年之死》在研究中經常被提及。波茨曼認為，電視節目的娛樂化傾向將帶來社會智力的集體下降，人們甘心被娛樂，甘心被電視掏空，僅僅為了獲得一種被操縱的快樂 [10]。我們會如他所預言的那樣，踏上“娛樂致死”的不歸路嗎？ 有的研究者認為，娛樂與市場、娛樂與產業的相互吸附，不是中國電視產業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偶然現象，而是經濟時代文化創造的現實處境。因此問題的核心不是我們是否贊同這一轉向，而是應該在正視這一轉向的前提下審慎詮釋“娛樂”的內涵和本性，不要把娛樂誤解為“愚樂” [11]。 同時，多數研究者對無規則的“娛樂精神”擴展倒電視新聞領域表示擔憂。例如，對于某些電視臺請滑稽演員來當新聞主播，使其既定的文化身份與受眾的角色期待出現錯位，可能混淆新聞真實與文藝虛構的界限，新聞被消解，剩下的只有“滑稽�！盵12] 對于電視新聞中一度出現的短信互動，研究者認為這是將新聞傳播博彩化，“媒介交往空間也就成為純粹商業化的博彩游戲，模糊與破壞著新聞與娛樂、新聞傳播與媒介經營之間的界限。 [13]” 2005年出現的大量以“非常6＋1”和“超級女聲”為研究對象的文章中，研究者們對真人秀節目的探討有所深入。有的文章認為，對于舶來的真人秀節目形式必須進行本土化改造，才能吸引國內的觀眾。例如“非常6＋1”就把西方真人秀節目中“窺視隱私”和“暴露人性弱點”的傳播策略改造成“展示奮斗歷程”和“追求精神滿足”，這種改造獲得了國內觀眾的認同 [14]。而這個本土化的個案，也讓人們看到在“真人秀”這樣的電視娛樂節目中追求娛樂性與社會責任、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間的平衡是可能的 [15]。 對于“超級女聲”，從傳播方式和效果方面探討的居多。超女總決賽的廣告報價為每15秒11.25萬元，超過了央視一套黃金時間的最高報價，因而引來不少研究者對“超級女聲”品牌運營的思考。對于“超級女聲”的社會效果，媒體和學者的評論明顯地分為兩派。有的研究者認為它有積極的社會效果，營造了一個平常人的舞臺、更加尊重電視觀眾的主動性 [16]；也有的認為，這樣的“平民造星運動”的核心，傳達的是“成功不難”的信息，而青少年在這樣的暗示下，難免會幻想通過這類節目不勞而獲，忽視了在現實中成功者都有艱辛的付出。電視娛樂節目的造星運動也在無意中強化了相貌、身材，忽略了精神層面的因素，這對青少年的價值觀也有可能產生一定程度的誤導 [17]。 5．深度關注危機傳播與知情權 隨著新聞發言人制度在各級政府的推廣，“新聞執政”成為政治傳播領域的一個新口號。有的研究者認為，政治傳播不同于其他傳播，它不追求商業上的盈利，但追求政治意見的有效傳達和正確灌輸；不強求表面的順從，但卻著力于理想的引導和內心的控制、人心的歸向。通過傳播恰到好處的展示政府的作為，是現代社會政府改變公眾認知和評價態度的最重要的手段。然而，由于某些政府部門的觀念轉變沒有跟上實踐的發展，他們在扮演信息提供者角色時還多少有些不情愿，保持著居高臨下的態勢。有的研究者認為，知情權的法源在我國憲法中很豐富，但長期以來新聞發布工作歸口管理，各部門的具體職責和工作部署并非依據法律來辦事，民眾自身也缺乏向權力部門依法索取信息的權利意識。新聞發言人制度的確立和推廣，向建設“陽光政府”的目標邁進了一步，但要把好的制度真正落在實處，還必須有觀念上的深刻認識作為保障。新聞發布制度代表著政府公開、透明和負責的承諾，它是政府的義務，不是權力部門對民眾的恩賜，更不是制造或誘導輿論的“權謀” [18]。 在新聞發言人制度中，一個關鍵詞是“知情權”。2005年9月，國家有關部門宣布災害性事件傷亡的人數將不再是國家機密，應通過媒體及時公布；12月，國務院新聞辦表示，重大突發公共事件將努力在第一時間發布。然而，仍有一些官員把掌握的信息當成特權，把信息分配資格化、身份化和等級化。因而，用法的形式確定知情權的清晰內涵十分必要。有學者認為，知情權應包括政治知情權、社會知情權和自我知情權三個方面的內容。2005年在中國外交部和歐盟委員會共同舉辦的“中歐人權對話研討會·表達自由”會議上，以下觀點得到認同：限制言論自由的法律不能是含糊的法律，含糊的法律因為沒有提供公平的警告而使無辜者落入圈套 [19]。 兩年前的危機傳播理論還停留在“謠言止于公開”的呼吁上，2005年的危機傳播已經進入詳盡分析危機信息流障礙和總結危機事件傳播規律的階段。有研究者在對比了肯德基“蘇丹紅”事件和南京冠生園“舊餡”事件的不同處理后指出，肯德基的“自責”與南京冠生園的“逃避責任”、肯德基的“轉移視線”與南京冠生園的“無所作為”、肯德基的“補償”與南京冠生園的“否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同樣鮮明的是肯德基在爆出“蘇丹紅”事件后只用三個星期就渡過了危機，而有80多年歷史的南京冠生園在發生“舊餡”問題半年后就黯然破產 [20]。隨著交往頻率的提高和范圍的擴大，危機事件顯然再也不能用“捂”和“堵”的老辦法來處理了。如何應對危機事件，如何進行有效的危機傳播，成為媒體、政府、企業以及各級組織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關于松花江水污染的危機傳播分析，研究者指出：前期危機識別信息公布得不充分，錯失了進行危機早期干預和處理的良機；后期在危機應對信息上報喜不報憂的做法，又直接影響了管理者和危機信息傳播者的信譽。通過分析這一個案， “外松內緊”、“地方保護主義”以及“反面文章正面做”等長期以來我國各級政府和媒體在處理危機事件時普遍遵循的潛規則，顯然已經到了必須改變的時候了，因為它們成為危機事件中制約信息有效流動的主要觀念障礙 [21]。 6．廣東電視競爭和內地電視體制改革討論 2005年廣東地區電視競爭頗為注目。研究者指出，上個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香港電視在廣東全境的事實性進入，曾一舉搶占了廣東電視收視市場80％以上的份額。在與境外電視的短兵相接中，廣東本地電視從不適應到適應，逐漸收復“失地” 。2004年10月的收視數據表明，南方臺的市場份額已上升到18.4％，在廣州地區電視市場中已經遠遠超過香港亞視（7.4%），僅次于香港的無線臺（32.6%）而穩居第二位。電視粵軍在境外電視的挑戰中實現“小贏”，對于內地的電視傳媒來說，不僅增加了信心，而且提供了寶貴的啟示：越是信息全球流通的態勢，地方電視臺越是要加固本土化的定位 [22]。 如果說電視在如何應對“外患”上多少還有些未雨綢繆的話，那么如何解決電視傳媒體制的“內憂”則是國內傳播者們迫在眉睫的話題。2005年，電視業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成為焦點問題。長期以來，電視媒體作為事業單位沒有進人權，目前普遍采用的聘用制雖然解決了一時的用人之急，但隨之也產生了一系列問題。有的研究者以中央電視臺為例，指出：它是高度集中的龐大的科層制官僚組織結構，這更像國家行政機關結構，是公共權力行使者，而不是現代媒體組織體制。這種體制冗員多，中央電視臺全年上百億收入相當部分投入到了已經數以萬計的工作人員成本、運行成本，只有一小部分投入到節目制作和創新上，這與世界上各大電視臺日益重視內容開發形成鮮明對比。[23] 還有的研究者在考察了國內的電視欄目后指出，除了《新聞聯播》等行政性壟斷欄目之外，非行政性壟斷電視欄目的生命周期一般只有2－3年。造成國內電視欄目普遍“短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給欄目制片人長期的可信性承諾。 [24] 一個普遍的共識是：電視改革不能只停留在技術更新和內容改革上，電視管理體系的重新設計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相比于業界的實踐摸索，尤其是一些地市電視媒體的改革“大動作” ，這方面的政策研究還停留在相對滯后的狀態。 7．一個提上日程的新研究話題：傳媒公信力 公信力研究是近年來的一個熱點話題，但對這個概念的界定往往是拍拍腦袋出定義，概念內涵的模糊影響研究的深度。2005年,復旦大學的三位學者發表的《中國大陸大眾傳媒公信力的實證研究》，采用了由梅耶建構的媒介公信力指標測量體系，認為媒介公信力應該包含公平、無偏見、報道完整、正確和可信賴五個標準。在全國性大規模隨機抽樣調查的基礎上，研究者們指出，中國受眾對大眾傳媒公信力的整體評價不高，電視、廣播和報紙的公信力水平都沒有達到“良好”。研究者們還認為，媒介公信力實際是受眾對媒介的主觀評價，受眾接觸傳媒的頻率和時間對公信力產生顯著正向影響，而文化程度則與傳媒公信力成負相關 [25]。 中國人民大學承擔媒介公信力研究課題的研究者，在2005年發表了課題的部分研究報告。他們發現，受眾對傳媒的內容偏好與公信力的評價是兩個問題。受眾可能會很喜歡某些傳媒內容，但對其公信力的評價卻不高。如一些娛樂新聞，人們對這些內容沒有公信力的要求，只要好看好玩就行。因此，研究者提出，公信力對于不同類型的媒體受眾市場的影響是不同的。對于嚴肅的時政類媒體來說，公信力會直接影響到它的收視率或閱讀率，而對于娛樂類的媒體來說，公信力不是決定它市場好壞的決定性因素，但是，如果它們的公信力跌出公眾所能承受的“閥值”，也會影響到它們的市場份額 [26]。 8．傳播內容與平民視角 “內容為王”是近年新聞改革的一個指導思想，除了平面媒體對傳播內容的調整不斷翻新外，2005年關于電視傳播內容的分析， “平民化”仍然是一個出現頻率很高的詞匯。 有的研究者認為，隨著精英話語的邊緣化和體制話語的“去神圣化”，大眾文化陷入一種新的無可逃遁的商業性質的語境，而“中國電視新聞平民化的演進正是對這種語境轉變的積極回應�！崩缑裆侣�，一些研究者在肯定其貼近性和親切感的前提下，對有些民生新聞是否能真正代表“民間”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在內容上以車禍、兇殺、市民糾紛、自殺、事故或純粹的獵奇新聞等為主的民生報道，越來越多地把新聞做故事化、情節化、情緒化處理，掩蓋了事實的本來面目，其實是對廣大市民的審美情趣的忽視和踐踏 [27]。 “方言”作為電視節目貼近受眾的另一種“策略”，在2005年也繼續受到研究者們的關注。電視中的“新聞語言”一向被視為是最為正規、嚴肅的語言形式，而現在讓一些普通人操著一口土里土氣的地方話，縱論天下大事，這對老百姓來說，有一種前所未有的新鮮感，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也是電視媒體“去神圣化”的表現之一。對于方言電視節目，不少研究者認為這是地域文化多樣性的體現，但同時認為，現在的很多方言節目流于庸俗，僅僅把方言當成一張包裝紙。一些研究者分析了方言節目存在的社會環境，認為方言節目活躍的地區大都具備幾個特點：經濟發達，文化厚重而活躍，自然地理條件優越，生活悠閑而富足。而生活在這樣環境中的市民，無不對自己的家園平生自信甚至自戀。因而像《阿六頭說新聞》的節目給杭州人的不是新聞本身，而是杭州人對自我的一種認同，一種對本地文化與方言的呼應。還有一些研究者則旗幟鮮明地反對“方言言說”這種方式，他們認為廣電媒體的“方言言說”以“本土化”之名游走在政治、法律、政策的邊緣,在給自身帶來利潤的同時卻增加了國家的相關行政成本。 [28] 9．聚合研究傳播形態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發布“第十六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最新統計顯示，截至6月30日，中國網民人數達1.03億，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用寬帶上網的用戶首次超過了網民的一半。近年來媒介技術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學術界使用新名詞的速度。2005年，“第五媒體”已經被網絡電視、手機電視和手機報等更新的概念替代。一些研究者已經意識到，重要的不是給新的媒介形態貼標簽，而是討論新的傳播形式對人類原有的交往關系會產生哪些實質性的影響。 有的研究者分析了互聯網上不同的溝通方式，指出電子郵件和ICQ偏重于個人性，BBS偏重于公開性，而現在流行的“博客”（Blog）則是這兩者的結合，有可能發展成一種比較理想的“公共領域”。[29] 數字化技術帶來了傳播形態的嶄新的變化，即傳播的感性化、即時化、互動化、過程化和多媒體化。在技術革命的樂觀期待下，有研究者認為未來電視的傳播形式將是“隨時、隨地、隨意”的。就連一向比較冷清的廣播研究也因為“播客”的出現成為2005年的一大熱門。有研究者甚至指出，基于網絡的‘播客’技術是廣播進化的一個全新轉折點。[30] “播客”技術同樣突破了傳統廣播的線性傳播模式，實現了廣播制作、傳播、接受的隨時、隨地、隨意。而網絡電視和互動電視的研究目的，就是“網絡時代電視發展的一種新形態，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特征就是變單向傳播為互動傳播”。[31] 移動電視在2004年還是一個新事物， 2005年又有10多個地市相繼開播移動電視。有的研究者對公交移動電視這一媒介形式進行了傳播學解讀，指出受眾龐大是公交移動電視的最顯著的特點，而且其受眾群的構成又以一般工薪階層和中產階層為主，因而廣告商會相當青睞這種新的媒介傳播形式。但是廣告的比例也要適當，不能單純為了追求經濟效益，在壟斷傳播的情況下把廣告硬塞給觀眾，如果播出太多的廣告，觀眾也會產生厭煩心理。[32] 樓宇液晶電視和手機電視等新的媒介形態也是這年被關注的對象。從受眾角度看，樓宇液晶電視能夠舒緩狹小空間中人們的壓抑情緒，調適略顯尷尬的人際關系。這種傳播形態發展的驅動力在于它的商業價值，它本身就是一種為廣告而生的媒體 [33]。借助未來的2008年奧運會，手機電視業務浮出水面，但從一年多的實踐來看，手機電視所帶來的體驗意味還是遠遠大于它的實際效果。資費昂貴、具備看電視功能的手機種類稀少等，都是目前手機電視無法普及的原因，但研究者相信，從長遠看隨著移動通信網絡帶寬的加大，業務資費水平會下降，手機電視的普及將是遲早的事。 [34] 10．傳播冰點得到關注 對農傳播和兒童頻道是近年的傳播冰點，如果說2004年的研究基本停留在這兩個問題的現狀描述上，那么2005年的研究文章已經提升到傳播主體與話語權力的高度。 有的研究者提出，在中央高度重視三農問題的背景下，關于三農問題的報道頻頻出現在廣播、電視、報刊上，形成了三農問題中央熱、地方熱和媒體熱的局面。但是這種表面繁榮的背后，隱含的卻是三農報道邊緣化的趨勢。農民顯然應該是三農報道的主體，但在三農報道中，農業部門或地方政府卻成為報道主角。所有關于農村問題的討論都發自城市，幾乎沒有來自農村基層的聲音，他們的命運決定于城市人怎樣看待農村問題。與此同時也形成了這樣一個怪現象：雖然有不少政治人物和媒體都在談論農民，而農民自己不在場，不了解，不關心。于是造成這樣的結果：兩檔質量較高的中央電視臺的對農電視節目“金土地”和“致富經”，持贊揚態度的觀眾也不足兩成。[35] 有的學者比較集中地研究了對農電視的效果問題，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指出：農民獲取信息的渠道更傾向于農技人員，親戚朋友等個人傳播，對廣播、電視等媒體則持保守態度。對于農村電視節目中推介的信息與技術，農民持半信半疑態度，不敢試驗。[36] 影響對農電視節目傳播效果的因素有很多，有編排上的欠缺、傳者的疏忽，也有觀眾接受能力的限制，但根本的原因還是傳播者沒有把農民當作對農傳播的主體，沒有真正了解農民們的需求。 國內兒童電視的癥結是兒童主體的缺失。對此，研究者在分析了國外一些成功兒童電視節目后發出了“重新認識兒童”的呼吁。有的研究者從兒童電視節目的“小記者”現象，提出了兒童的傳播話語權問題。他們質疑說，在現行規定下，沒有采訪權的小記者們采寫的每一條新聞背后都有大記者的身影。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3條明確規定：兒童有在媒介上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他們的意見應該得到尊重，滿足兒童就自己的需要而發言的愿望，也是對兒童的賦權。承認少兒新聞和小記者應有的地位，而不是僅僅給兒童一個模擬的機會，才能真正體現對兒童權益的尊重。[37] 11．跨文化傳播有了新觀點 如何應對跨國媒介巨頭的挑戰、如何在文化交流的同時不喪失本土文化的特色等等問題，繼續在2005年成為研究的熱點，因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家利益、媒介自身的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復雜。但與前些年討論跨國媒體與信息安全的文章相比，這年的研究結論顯然樂觀了許多。 有的研究者認為，學會寬容和接納他種文化，是現代人具備的基本素質。有了這種眼光，就會發現，異質文化不僅不是一種要被現代化“化”掉的東西，反而可以成為一種文化資源。只要主流文化保持著足夠的文化自覺和民族特點，大眾性文化消費的趨同并不意味著不同民族在文化價值和信念認同的同質化。有的研究者以印度上世紀90年代初實行“開放天空”政策為例，說明該國輿論擔心印度文化會被美國文化蠶食沒有成為現實。無論是公營還是民營的印度廣播電視，反而都在競爭的壓力下逐步壯大了。印度的電視屏幕不僅沒有被美國化，反倒是一些境外的廣電傳媒在大力尋求印度本土文化的包裝，以適應當地居民的口味 [38]。有的研究者指出，“文化帝國主義”一詞正悄悄地被“跨文化傳播”所取代，詞匯變換的背后折射出研究者在價值取向上的微妙變化 [39]。 隨著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人們對本土文化的頑強生命力有了新的認識和更多的自信。當然，就交流就會有碰撞甚至沖突。例如，美國國旗向來是時尚促銷者愛用的符號，麥當娜能穿著紅色內褲、軍靴，披著美國國旗呼吁人們去投票。但在亞洲國家，國旗、國徽、國歌普遍被視為神圣的象征，不得隨意使用 [40]。近年來幾大跨國公司的“問題洋廣告”在中國被叫停，正說明跨文化傳播的前提必須是對他者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12．公眾的媒介素養與改革新聞教育 公眾的媒介素養問題在2004年被重新提出后，繼續成為2005年傳媒教育領域討論最集中的話題。有的研究者在詳細梳理了國內外媒介素養教育的理論淵源及其演進過程后發現，上個世紀30年代西方媒介素養理論的提出，有感于培養公眾媒介批評精神的必要，而我國學界提出公眾的媒介素養問題，看重的是傳媒知識的普及和如何教育公眾正確使用傳媒 [41]。實用目的和批判精神的不同訴求，導致了中西方媒介素養教育的不同面貌。盡管有的研究者已經意識到，在當今環境下培養學生的媒介批判精神更具有現實意義，但從現在多數研究文章的立意來看，實用目的仍是主要追求。2005年內，有較多的研究文章談到在少數民族、農民群體中開展媒介素養教育的必要性，認為這樣的教育可以提高這些人群對媒介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們在傳媒舞臺上的弱勢地位[42] 。 2005年出現了較多的關于新聞教育的文章。有的學者從分析美國新聞教育協會會長詹姆斯·凱利的觀點入手指出：新聞教育的目的不應是狹義實用主義式地為業界培訓稱職的雇員，而應當培育有能力繼承啟蒙傳統的社會和文化批評家。他們會跑新聞，但更重要的是，他們要具有在把握社會“真實的整體”基礎上發掘新聞的能力；他們是專業人士，這不僅在于他們掌握了傳播的技能，更在于他們具有服務于社會全體、倡揚公共利益、獻身社會福祉的精神。以“傳播”為名，遵從業界需要，令教育成為市場經濟的一翼，是目前各傳播院系本科教育所走之路。如果以技能教育取代研究、取代人文教育的博雅，新聞教育將被降格為職業培訓班。技能，從長遠看，實在太單薄，不足以使新聞教育在大學占一席之地。有的文章對新聞教育培養既懂新聞又懂經營的復合型人才的要求提出質疑，因為商人和新聞人在理念上是格格不入的。 [43] 注釋： [1] 鐘繼紅《付費采訪的是非曲直》，《傳媒觀察》，2005年第8期；范明獻《付費采訪的是與非》，《新聞界》，2005年第2期 [2] 吳新文《超越道德苛求與道德放縱》，《新聞記者》，2005年第7期；陳力丹、胡森林《記者職業行為的邊界何在》，《新聞記者》，2005年第7期 [3] 本刊記者《新聞界有太多見義勇為的熱血記者》，《中國記者》，2005年第7期 [4] 吳非、胡逢瑛《美國政府與記者對消息來源保密權利之爭》，《新聞記者》，2005年第8期；陳力丹、費揚生《隱匿權·新聞真實·審判公正》，《當代傳播》，2005年第6期 [5] 聞娛《沉默還是表達》，《新聞記者》2005年第7期 [6] 萬潤龍《是尊重事實，還是主觀臆斷》，《新聞記者》2005年第7期 [7] 夏禾雨《透過疫苗事件看新聞報道的風險性》，《新聞記者》2005年第9期 [8] 喻國明、戴元初《羽化前的陣痛》，《國際新聞界》2006年1期 [9] 廖望劭《脫“俗”，從播音員主持人做起》，《聲屏世界》，2005年第10期 [10] 李曉云《被娛樂的大多數》，《新聞界》，2005年第5期 [11] 賈秀清《“娛樂”：從功能到本體》，《現代傳播》，2005年第1期 [12] 應天�！峨娨曅侣剨蕵坊牡拙�》，《聲屏世界》，2005年第8期 [13] 于德山《新聞傳播的博彩化與中國當代媒介文化生態》，《聲屏世界》，2005年第9期 [14] 李剛、于雋《從<非常6＋1>看真人秀節目本土化改造》，《電視研究》，2005年第4期 [15] 賈宏《對“真人秀”電視節目本土化的思考》，《電視研究》，2005年第8期 [16] 李翟 朱穎《對“超級女聲”的傳播學分析》，《當代電視》，2005年第1期 [17] 孫旭培、張愛蓮《電視娛樂節目“平民造星運動”對青少年心理的影響》，《聲屏世界》，2005年第8期 [18] 李永剛《政府形象建設的政治學思考》，智識學術網2005年5月24日；胡華濤《新聞發布制度化構建種的立法問題》，《新聞大學》，2005年第1期 [19] 劉建明《關于公眾知情權的深度分析》，《新聞界》，2005年第5期；丹尼爾·西蒙斯《對言論自由的可允許限制》，《國際新聞界》，2005年第4期 [20] 吳瑛《危機傳播需要的是什么》，《新聞記者》，2005年第9期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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