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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俱進的中國新聞傳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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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10-10-03 10:43
樓主
方漢奇
新聞傳播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它與文學、史學、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心理學、倫理學、藝術學，以及自然科學中的印刷、通訊、航天、電子、信息、網絡等眾多的學科，都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是一門邊緣性和交叉性都很強的學科。 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和近現代以來中國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有著緊密的聯系。20世紀初葉，中國只有100來家報紙和幾家規模很小的通訊社，報紙的總發行量不超過10萬份，通訊社的總發稿量不超過1千件。在這樣的基礎上，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自然深受局限。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20世紀20年代有了廣播；50年代后期，有了電視；80年代后期，有了互聯網。近幾年，又出現了手機媒體。新聞傳播的手段日趨現代化，新聞傳播的媒介日趨多元化。時至今日，全國除了兩家大通訊社之外，還有2053家報紙，1585座廣播電臺，1108座電視臺，以及大量的網站和電子報刊。報紙的日銷量達8200萬份，廣播的人口覆蓋率達到90.35％，電視的人口覆蓋率達到91.95％。互聯網的用戶則排在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達到5910萬人。手機用戶2.5億，平均日收發短信（SMS）2.46億條，同居世界前列。新聞傳播事業在中國已經成為既有重大社會效益也有豐厚經濟效益的事業，成為聯接新聞信息產業和傳播技術產業的橋梁。如此迅猛的發展形勢，自然給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帶來了重大的契機。它既期待和呼喚著新聞傳播學研究工作的發展，也極大地促進和推動了新聞傳播學的發展。 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和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特別是政治形勢的發展，有著緊密的聯系。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的發展情況也各不相同，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起于19世紀70年代，止于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歷時約80年。這是舊中國時期，也是中國新聞傳播學起步時期。開始只有若干篇散見于報刊上的新聞學論文，1917年才出現第一部新聞史方面的專著，1919年開始出現第一部新聞理論方面的專著。這以后的30年，累計出版了近100部新聞學專著，涉及新聞史、新聞理論、新聞實務等各個方面，涌現過若干有影響的研究成果，但總體水平還不高。傳播學的研究，開始受到個別學者的關注，但和者甚寡。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研究開始起步，但還缺少有份量的專著。 第二個階段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以前，歷時近30年。這是中國的新聞傳播學在新的起點上摸索前進的時期。這一時期主要進行的還是新聞學方面的研究，從時間看，集中于新中國成立后的前17年。成績較大的是對現代革命報刊史特別是中共黨報史的研究。其次是有關蘇聯辦報經驗的研究，出版了不少這方面的教材專著和譯著。再次是關于新聞理論、新聞實務的研究，特別是有關馬恩列斯和毛澤東、劉少奇新聞思想的研究，及報紙性質的研究。累計出版的新聞學方面的教材和專著近290種，超過了前一階段。但受多次政治運動的影響，內容有不少“左”的痕跡。這一點，在十年“文革”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第三個階段從改革開放到現在，近25年。這是中國新聞傳播學迅猛發展的時期。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改革開放大潮的洶涌澎湃，以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都極大地促進了新聞傳播學研究的開展。25年內累計出版的相關專著和教材近2500種，論文則數以萬計，是前兩個階段的十幾倍到幾十倍。新聞史的研究，成果豐碩。新聞理論的研究，涉及到對經典作家新聞思想的正確理解、新聞觀念的更新、報紙的性質和作用、新聞的真實性、新聞的規律、新聞的價值取向、黨性與人民性的關系等眾多問題。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以后，新聞學者開始更多地關注新聞改革、輿論導向、新聞策劃、新聞立法和媒介經濟的研究。黨的十六大召開以后，新聞傳播工作如何體現“三個代表”，如何實現三個“貼近”，以及如何開展輿論監督、如何尊重公民的知情權、如何加強新聞工作的法制化和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修養等問題，又開始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熱點。上個世紀80年代以后，傳播學的研究開始受到重視。學者們在引進西方各傳播學學派研究成果的同時，在傳播學的基本理論、傳播功能、傳播心理、傳媒經濟、跨文化傳播和傳播學的本土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同時還開展了輿論調查、受眾調查、網絡傳播的研究。整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空前繁榮。 以上三個階段的發展，都和100多年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特別是政治形勢的發展，有著緊密的聯系。它說明，新聞傳播學這門學科，具有很強的與時俱進的特征。它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以及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始終是緊密相連同步前進的。 新聞傳播學理論三題 李彬 我國的新聞傳播學歷經百年，如今已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的一門顯學。其標志之一是學科內容日趨完善，涵蓋新聞、影視、出版、輿論、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媒介經濟（如廣告、公關、經營管理）、媒介技術（如網絡、新媒體）、媒介與社會（如文化研究、媒介生態）等廣泛領域。二是約十分之一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特別是綜合性重點大學都建有新聞傳播學院（系），形成了從本科到博士后的一整套教學科研體系，每年為國家輸送數以萬計的畢業生。三是學術成果日益豐厚，影響日益廣泛。不過，在新聞傳播學的發展過程中，作為對客觀現實的系統化表述與本質性揭示的基礎理論則尚顯薄弱，極而言之，甚至可以說新聞傳播學迄未形成一套系統的、自恰的、公認的“理論話語”。回顧既往，展望未來，有三個關系在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建設上，是經常需要面對、需要思考的： 一、理論與實踐。如何把握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是困擾新聞傳播學的首要難題。這里一直存在著兩種基本取向——“實踐派”與“學院派”。前者延續經世致用的務實傳統，倡言學術的實用價值，力主理論聯系實際。后者秉承學術的求真意志，高張學術的自身價值，認為“凱撒的事情歸凱撒（實踐），上帝的事情歸上帝（理論）”。其實，這兩種取向都有偏頗之處，執于一端都有礙新聞傳播學的發展。一方面，新聞傳播學本屬關系國計民生的社會科學，自身又具有突出的實踐性，輕略其“實踐”訴求而一味執于形而上的學術使命，終將使新聞傳播學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另一方面，作為一門學科，而且是顯學，新聞傳播學又確實不能僅僅滿足于應對當下此刻的實際問題，將“學術研究”一味鎖定在“對策研究”或“政策研究”的層面。所以，恰當的選擇首先應該承認新聞傳播學的實踐性，同時需要明確實踐性并不簡單地等同于實務性或操作性。 二、繼承與創新。不言而喻，任何學科的發展都離不開繼承與創新，惟有繼承才可能創新，惟有創新才可能發展。對新聞傳播學而言，除新聞傳播史研究始終遵循先繼承后創新的原則之外，有的研究特別是基礎理論研究，往往比較輕略繼承而注重“創新”，似乎前人的辛勤勞作與心血之作都微不足道。于是，一些“新”理論自然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各領風騷若許年。這里的原因有二：一是新聞傳播學的“學統”尚不健全，一些基本的規范還有待確立，一些起碼的規則還有待遵循。二是新聞傳播學與新聞傳播界具有較為密切的聯系，媒介“造勢”的沸沸揚揚容易使人心浮氣躁，而不大容易使人像其他學科那樣耐得寂寞，潛心治學，以點點滴滴的努力步步為營地推進學術研究。所以，新聞傳播學需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同時也需要老老實實地繼承自身的學術傳統，在前人已有的基礎上穩步推進，由此形成自己一脈相承堅實牢固的話語體系。 三、新聞與傳播。以上籠統談論的新聞傳播學，細究起來其實并不單純。比如，在教育部頒布的本科學科目錄上，列有新聞傳播學，下設新聞、廣播電視、廣告、編輯出版等四個專業。再如，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學科目錄上，這個學科又稱新聞學與傳播學（一級學科），下設兩個二級學科——新聞學與傳播學。至于院系的名稱更是不一而足，如新聞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新聞傳播學院等。所有這些不一致的背后，主要是新聞與傳播的關系問題。這種錯綜關系既有歷史淵源，如傳播或大眾傳播是新聞傳播的拓展，傳播學或大眾傳播學是新聞學的延伸等；也有現實基礎，如新聞傳播也好，大眾傳播也罷，都與報刊、廣播、電視、網絡等媒體密不可分。于是，新聞與傳播、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就有點剪不斷理還亂，有分有合、又分又合的情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新聞學與傳播學還是合的態勢大于分的趨向。因為單純的新聞學尤其是傳統的新聞學，已經越來越無法適應急速變化的現實，需要傳播學的滋養；而純粹的傳播學從人才培養到學科建設都還懸在空中，需要新聞學的支撐。所以，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可謂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落實到理論建設上，新聞學應該汲取傳播學的學術精髓，而傳播學應該具有新聞學的人文關懷。 傳媒形態對社會結構的影響——傳播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 陳力丹 由于習以為常，人們常常忽略了不同形態的傳播媒介對社會結構的重大影響，誤把傳媒視為中性的傳送載體。傳播學曾把重點放在對傳播內容和效果的關注上，其實，傳媒自身也是一種社會環境，并無形中改變著社會結構。 語言是人類的第一種傳播媒介，它繁衍出人類的認識能力，并構成一切傳播的基矗語言是智人的標志，從此才有了第一種人類社會的結構。由于自然的聽覺傳播只能建立在人們相互距離很小的范圍內，這就決定了單純的口語社會注定是封閉的家族部落社會。 文字作為一種新的傳播媒介打破了原有口語社會的秩序，當視覺變得重要起來的時候，抽象思維得以發展。文字的書寫延伸了信息存在的時間和空間，極大地促進了人類的智力發展。它不僅改變了社會結構，也影響到關于知識的社會定義。然而，說話是通過生活就能獲得的習慣，識字和書寫則需要長期的學習，因而只有極少數人有機會掌握這種技藝并成為統治者，構成一種等級性極強的線性的社會權力鏈。 印刷術的發明在傳媒史上是一個轉折點，造就了信息傳播向社會下層轉移的契機，印刷媒體成為第一種規模人群可以共同接觸的傳媒，并為啟動公共教育提供了充分條件。印刷文化蘊藏了最近數百年人類的深刻思考，但它的解放意義仍然是有限的，它在一個較大的范圍內形成了新的傳播壟斷。因為數量巨大的沒有足夠讀寫能力的人自然被排除在外，傳播的載體在一定程度上被當作了知識本身。印刷傳媒內容的復雜和理解循序漸進的特點，造成閱讀群體明顯的等級差異和相互間交往的隔絕。 從電報、電話、電影到廣播、電視、衛星通訊、計算機網絡，電子傳媒開始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無形中也改變了原有的社會結構。這種變化至少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電子傳媒使接觸者不再與既定的社會身份和地位相關聯，而傳統的文字傳播則是人的特定身份的標志。電報是第一個使人體運動與信息運動分離的發明。電話無形中打破了個體間保持適當距離的社會規則，它獲得了只有在朋友和情侶間才被允許的耳邊呢喃的距離，手機電話則完全實現了“只要有電話就有家”的理想狀態。電視將不同類型的人群帶到了相同的場景，而網絡傳播則進一步提供了隱去身份參與交流的條件。 2，電子傳媒構成了最為廣泛的公共領域，提供了從未有過的信息共享程度，特別是電視與網絡媒體。無論怎樣制作節目，總會遭到不同方面的批評，困擾制作者的原因其實不是來自節目本身，而是來自傳媒的形態。它們將內容傳播給了所有人，而人們生活在全國或全球性的信息系統中，讓所有人滿意的內容幾乎是不存在的。 3，電子傳媒將原來屬于各個社會層面內部的場景推到了前臺，從而整合了信息系統。聲調和畫面無論經過怎樣的準備，一旦顯現，情感、情緒的隱秘就不可能完全被遮蔽。以往被間隔在人際交往和印刷傳媒狹小空間的問題，越來越成為公開討論的話題，某些地點和方面的神秘正在消失。公開與私下場合的模糊，使得社會對許多模糊的社會類別給予了更多的寬容。 4，電子傳媒繞開了空間的隔離，不再使人們限制在一個給定的信息系統中。例如，兒童通過各種電子傳媒可以直接體會許多成人的觀念和感覺；女性與男性獲取信息的差異明顯減少。 5，電子傳媒無形中創造著新的行為方式和道德準則。例如，在許多情況下，傳媒報道一種態度的轉變可以取代必須的行動，公開的民意調查部分替代了大街上的示威游行。當電子傳媒使“距離”的意義消失時，人與人接近在道德上便是一種好的選擇。 總之，所有的傳媒在技術上數字化已經成為可能，“傳播媒介”作為一個包容性術語，對社會結構的影響是巨大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許多意料不到的法律和道德的新問題。今天的學生可以戴著耳機，看著電視，在網上與別人聊著天，同時做著作業，他們從來沒有體驗過單一的感覺。深入研究傳媒如何影響社會結構，了解新生代對新傳媒的感受能力，將有利于得出理性而全面的結論。 我國高校廣播電視教育之我見 孟建 中國的改革開放，為高等院校的廣播電視教育事業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發展機遇。而飛速發展的廣播電視教育，又為中國的新聞傳播事業，特別是廣播電視事業，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面對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和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如何使我國廣播電視教育事業躍上新的發展臺階，已成為我們面前一個緊迫的課題。 審視我國廣播電視教育事業，我以為存在著這樣幾個突出的問題。首先，廣播電視教育理念尚有很大局限性。當中國經歷經濟體制轉軌，面向信息化、網絡化、數碼化時代時，我們僅僅把廣播電視教育作為新聞教育來看待，視野就太狹窄了。新的思維形態、新的文化觀念和新的信息獲取方式等都促使我們要有“大廣播電視”、“新廣播電視”的概念。其次，廣播電視教育發展尚缺學科支持。我國廣播電視教育欲求大的發展，應當尋求有力的學科支持，而我國廣播電視教育恰恰在這方面尚處學科分割，甚至是散亂狀態，沒有獲得學科整合的力量。再者，廣播電視教育尚未形成完整體系。廣播電視教育在發展過程中，雖然在解決“有、無”問題上邁開了較大的步伐，可在培養規格、培養層次、培養方法、培養手段等方面卻流于一般，僅僅以開出廣播電視類課程為滿足的情況十分普遍。 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國高等院校廣播電視教育應當深深觸摸國際教育發展的大背景，在系統論思想的關照下，從以下三個層面展開新體系的建構： （一）宏觀觀念層——廣播電視教育發展應當尋求四種觀念的全面突破： 時代觀念——信息社會的來臨，數碼時代的興起，網絡世界的形成，其核心是以傳媒業、電訊業、計算機業互為一體的革命性變革。這種變革的突出意義之一就是：當信息社會作為一種真實的存在展現在我們面前時，現代社會的基本要素——信息接收方式正在發生著巨變，而信息視聽化則是其間的主潮。因此，我們引入新廣播電視教育概念，最為突出的是適應視聽接受方式的巨大變革。對廣播電視思維進行系統的教育與訓練。 文化觀念——“視覺文化”時代已經來臨。視覺文化是指文化脫離了以語言為中心的理性主義形態，日益轉向以形象為中心，特別是以影像為中心的感性主義形態。視覺文化不但標志著一種文化形態的轉變和形成，而且意味著人類思維模式的一種轉換。廣播電視作為一種文化的普遍存在，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廣播電視作為新聞和藝術的范疇，而躍升到更高的文化哲學層面。就此而言，廣播電視傳播教育與其說是一種新聞教育或藝術教育，不如說是一種文化教育。 素質觀念——比之海外，諸多廣播電視教育發達的國家在這方面的深刻之處，一是十分注重將廣播電視教育作為高等院校通識教育來認識，甚至將其作為公民教育素質來提升。美國在前一個方面做得比較突出，而歐洲則在前后兩方面都做得不錯。顯然，我們在這方面與海外比，有著相當的差距。 學科觀念——就我國目前與廣播電視教育相關的學科來講，應當以新聞傳播學、藝術學、文學三個一級學科為學科群來構筑我國高等院校廣播電視教育的整體學科架構，然后根據不同院校的具體情況，因地制宜地在高等院校中開展廣播電視教育。 （二）中觀體系層——廣播電視教育運作體系應當在三方面予以建構： 素質教育體系——廣播電視教育作為高等院校的素質教育，要打破以往只在新聞傳播院系開課的習慣，在文、理、工等學科中都應該開設。海外高等教育中關于廣播電視文化素質教育的積極經驗，值得借鑒。 相近專業教育體系——在高等院校諸多專業中，有相當一些專業與廣播電視教育有著特殊的專業聯系。由于這些學生所學專業的特點，決定了他們在上過作為一般素質課的“廣播電視傳播課”的基礎上，再進行廣播電視教育的進一步拓展，以期獲得相近專業所需要的廣播電視方面更豐富的學科知識與專業理論。如新聞學、廣告學、編輯出版學、公共關系學、電影藝術學、中國語言文學等諸多專業。 專業教育體系——當然，在高等院校的廣播電視教育中，最重要的還是新聞傳播學科中的廣播電視專業。如若把“素質教育體系”、“相近專業教育體系”、“專業教育體系”依次分為梯度的話，那么“低”、“中”、“高”三個層次則明顯地劃分出來。這一層次的劃分，對于高等院校實施廣播電視教育的運作體系提供了系統論的分層依據，從某種意義上說，也解決了廣播電視教育中一個最為基本的問題：培養目標和培養規格的厘定與分類。 針對上述三種廣播電視教育體系，我們可以在高等院校的廣播電視教育中探索這樣三種教學模式：素質教育體系——“概論、普及型”廣播電視教學模式；相近專業教育體系——“拓展、融合型”廣播電視教學模式；專業教育體系——“專業、實踐型”廣播電視教學模式。 （三）微觀操作層——廣播電視教育內容和方法應有更大拓展與更新。 中國高等院校的廣播電視教育無論是宏觀觀念層面的裂變，還是中觀體系層面的構成，最終都將在微觀層面予以充分而實際的顯現，而這些都將集中在“更新廣播電視教學內容”、“建構完整課程體系”、“拓展多樣教學方法”、“豐富現代教學手段”四個方面。囿于篇幅，本文對此就不展開論述了。 背景資料 中國人發表新聞學的研究文章始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一九一八年十月，蔡元培先生倡導建立我國第一個新聞學研究機構——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標志著中國新聞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形成，它也是中國新聞教育的起點。中國出現新聞學和新聞教育，是西學東漸和東西方文化融合的結果之一。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后，列寧和斯大林關于共產黨黨報的觀點開始在中國傳播，影響日遠。四十年代，在中國共產黨延安整風中進行的《解放日報》的改版，形成了毛澤東的黨報思想。這一思想體系直接影響到后來新中國最初十幾年新聞理論的建構。 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新聞傳播業進入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時期，傳播學引入，大大擴展了新聞學的研究視野，并成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這是新聞學、傳播學發展的黃金時代，此后至今，我國出版的各類新聞傳播學著作、教材和普及讀物約兩千五百余種。新聞學與傳播學經過不斷交叉和相互借鑒，已經逐步融合為一級學科——“新聞傳播學”。 近年來，我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寬，并向縱深發展，同時越來越重視研究方法的現代化。除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之外，新聞法與新聞職業道德、新聞傳播心理、輿論現象、傳媒經營管理、廣播電視、網絡傳播、與傳媒相關的公共關系，以及廣告等研究課題得到迅速發展。新聞傳播學教育在眾多高校蓬勃興起。 進入二十一世紀后，我國的新聞傳播學面臨許多新的課題。如傳播學的本土化、網絡技術的發展與運用等，都是眼前及今后一段時間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所面臨的任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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