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 - 話題

真實性        


【真實性】真實是新聞的生命。從古至今，中西新聞界對此沒有任何懷疑。然而，假新聞始終威脅著新聞的真實性。在和假新聞的斗爭中，在維護新聞真實的過程中，新聞學界從各個層面強調新聞真實的內涵、標準、必要性以及保證新聞真實的職業要求、操作程序與技巧等，并發展出了一整套的概念體系。可以說，新聞學的根本使命就是解決新聞的真實性問題。　　新聞業界也把真實視為自身的立命之本，在實踐中發展出了調查性報道、追蹤報道、深度報道、暗訪、更正等操作程序與操作技巧，也曾多次發動運動（如中共黨報史上著名的反對“客里空”運動）嚴厲打擊假新聞。　　然而，假新聞并未絕跡，至今仍寄生于新聞媒體，并以各種面目不時出現，甚至它還會披上“新聞真實”的學術外衣，戴著如“本質真實”、“高大全”、“正面宣傳”、“新聞宣傳”等的帽子，冠冕堂皇地行走在陽光下。　　新聞真實的標準相對較低，只要是事實報道、解釋又以事實為依據、語言準確有據，就是真實的報道。即使偶有失誤，也會得到讀者諒解，予以更正即可。然而，即便如此低的標準，新聞界的同人仍未能完全做到。除了職業素養、職業道德外，更在于新聞生產的流程中滲透了許多非新聞的因素，是種種欲望讓假新聞糾纏著新聞真實性。
　　【新聞宣傳】新聞宣傳是“新聞”和“宣傳”這兩個詞被強行“結合”后產生的一個新詞，英語世界沒有該詞的對應詞。在英語世界，“宣傳”是人們避之唯恐不及的貶義詞，“新聞”則是中性詞，二者若結合，新聞就會失去公信力。　　而在中國，“宣傳”被定性為中性詞，由此結合的“新聞宣傳”也就不帶貶義色彩，成為至今仍在盛行的詞匯。　　20世紀80年代，學術界曾就新聞與宣傳的關系開展了廣泛的學術爭鳴，試圖打破“新聞宣傳”的混沌狀態。那次爭鳴，雖未能把“新聞宣傳”送進歷史，卻明晰了新聞與宣傳是兩種不同的社會現象，有著根本的區別：新聞傳播信息、宣傳傳播觀念。這次爭鳴可謂功不可沒！　　“新聞宣傳”在中國如此根深蒂固，除了新聞與宣傳緊密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外，更在于近代新聞媒介是以輿論工具的身份引入中國的，并被賦予了“救亡圖存”的時代重任。　　如今，睡獅已醒，新聞媒介的啟蒙、教化功能也讓位給了信息傳遞、信息服務功能。這個詞也完成它的歷史使命。期待越來越少的人使用“新聞宣傳”！因為“覺醒的中國人”是能夠理性地判斷是非對錯的。
　　【新華體】新華體中的“新華”是指新華通訊社，意指這種文體是新華通訊社所有新聞報道的結晶，也指這種結晶在公眾腦海中的總體印象。　　目前尚未考證出新華體的“生辰八字”，但首次被編入辭典是1993年的《宣傳輿論學大辭典》。這部辭典賦予了新華體光輝的形象：“消息簡潔，文字精煉、篇幅短小；善于用事實解釋事實，很少空發議論；層次清晰，盡量做到一個事實一段，消息中段落過渡自然；穩健中見權威，該快則快，該慢則慢，注重通稿的信譽；善于抓大問題、關鍵性問題，重大事件的報道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角度，主題開掘深刻。”①　　辭典外的新華體卻是“是耶非耶”的混沌形象。譽者賦詩曰“建安風骨新華體，開國記者白發人”；毀者把它與“樣板戲”、“黨八股”并列。這在于不同時期的新華社對新華體注入了不同血液，也在于這個高度抽象的詞，不能有效包容它的每個因子。故嚴格地說，把新華體看作一種新聞報道的總體風格更為恰當。該詞雖早在新聞界普遍流行，卻至今未進入《中國大百科全書》。　　目前，新華體早已逾越了新華社的界限，成為中國傳播媒介的主流文體。作為一種風格成熟、易于操作但存有缺陷的文體形式，人們期待著它能夠修正缺陷、抵達完美。
　　【正面報道與負面報道】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曾問周恩來總理，為什么你們的報紙上沒有壞消息？周恩來答道，我們的新聞方針是以正面報道為主。這個插曲曾一度在西方新聞界流傳。這個故事說明了中西方對“好”、“壞”新聞的看法是不同的。　　長期以來，正面報道始終是我國新聞報道的指導方針。1989年李瑞環《堅持以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的講話，為正面報道定下了基調：“一切鼓舞和啟迪人們為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幸福和社會的進步而奮斗的新聞輿論，都是我們所說的正面。”自此，正面報道、負面報道、中性報道成為學術界經常使用的熱詞，但這些概念至今沒有一個嚴格的定義。　　其實，這是一對被誤解、誤用的概念。想想何謂“正面”、何謂“負面”，以及對誰是“正面”、對誰是“負面”的問題，也就不難理解“正面”、“負面”只不過是強加在新聞報道規律之上的人為的思想枷鎖及管制新聞的理論依據。只要是公眾欲知、應知、須知而又未知的新聞，都應報道。至于它是“正面”還是“負面”，要看行政機關如何處理新聞事實。正面報道過度會有負面效果，負面報道處理好了也會有正面效果。
　　【典型報道】與新華體一樣，典型報道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樣式，西方新聞學中沒有這個概念。我國的典型報道始于延安《解放日報》。　　1942年4～5月，《解放日報》接連發表消息、通訊和社論，持續開展“吳滿有運動”，拉開了塑造典型的大幕。借助“×××運動”，典型報道在20世紀60～80年代走向成熟。南泥灣、雷鋒、焦裕祿、大慶、大寨等構成了中國歷史的一個個符號，至今仍有不少符號活躍在公眾的集體記憶中。典型報道猶如一股魔力，推動了中國歷史的進步，但也有如“農業學大寨”、“六廠二校”式的歷史傷疤。　　90年代后，典型報道逐步式微，雖然仍有人為典型報道唱贊歌，典型人物仍不斷涌現，但典型報道的袪魅化，已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這在于典型報道的使命不是告知新聞，而是“組織、鼓舞、激勵、批判、推動”，是為了用“典型”、“榜樣”去推動工作。在小農經濟和行政權力支配社會的時代，需要典型報道去整合民眾，但在價值多元化的信息時代，典型報道要發揮效力，須鳳凰涅槃后，才有望重現輝煌。
　　【高大全】這個詞和“文革”期間的一部電影《金光大道》有關。片中的主人公“高大泉”是個十全十美的英雄人物，符合“四人幫”提倡的文藝作品要“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的“三突出”原則。由此，“高、大、全”成了“三突出”的代名詞，成為文藝、新聞等領域必須遵守的基本原則。　　新聞領域的“高大全”表現在典型報道上，那個時候的典型人物都是值得凡夫俗子崇拜的“不食人間煙火”的英雄，他們的事跡猶如神話故事，充滿崇高與激情。俱往矣！混亂、愚昧的“文化大革命”早已謝幕，“高大全”也早已成為貶義詞。但“高大全”的陰魂仍未散去，在當今的一些典型報道中，仍能找到不少讓人反胃的、有意拔高的描寫、敘述。斷臂的維納斯在人們心中仍是美的化身，回歸人性，回歸生活，有血有肉的人物，仍會是讀者心目中的偶像。
　　【暗訪】暗訪，也稱“隱性采訪”，是獲取新聞素材的一種采訪手段。這種手段造就了一批名記者，產生了許多新聞經典作品，起到了懲惡揚善的作用，至今仍被新聞業界頻繁使用。對這個術語，學術界從最初的認同發展到質疑，乃至根本否定。這與“隱私權”的興起與普及有關。　　暗訪，不論是介入式的還是非介入式的，都會有意無意地侵犯采訪對象的隱私權，于是在隱私權的名義下，學術界開始批判“只要達到正當目的，不顧手段”的工具主義思想與做法。“暗訪”的合法地位變得岌岌可危，由此帶來的道德、法律等問題逐成為近年來我國新聞學術研討的熱點。討論達成的基本共識是“暗訪”要把握好“度”，謹慎、適度進行。　　事實上，媒介競爭和漸趨“失范”的新聞職業規范，已使大多數暗訪成為我國媒體賺取眼球的噱頭。其實，大多數暗訪的素材，可通過正常的采訪方式、特別是迂回的方式獲得。但暗訪仍在繼續，結果是把記者身上的光環一點點扒去，成了人人鄙視的“狗仔隊”。
　　【深度報道】新聞學科的術語，其內涵向來是爭議居多，對于深度報道，雖有不同表述，中西方學術界卻達成了基本共識。形象地說，深度報道是“以今天的事態核對昨天的背景，從而說明明天的意義”。　　這種報道形式的源頭可追溯到美國的“黑幕揭發運動”，那場運動不僅奠定了美國社會民主運動的基礎，還改變了美國新聞界的工作傳統：深度報道崛起，并發展出解釋性報道、調查性報道等報道樣式。　　我國的深度報道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曾出現過以《紅色的警告》、《黑色的詠嘆》、《綠色的悲哀》為代表的經典作品。可惜深度報道的強勁發展勢頭中斷了，曾一度讓位給現場短新聞，但不久又以穩健的步伐開拓疆域，大規模進入了廣播電視媒體。　　深度報道賦予了新聞真正的“靈魂”，讓其能鐵肩擔道義，為人類遠航保駕護航。在唯有變化是確定的信息世界，我們有理由期待深度報道再次崛起，重振昔日輝煌。
　　【調查性報道】調查性報道是深度報道的一種，它旨在查明那些被掩蓋起來的、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深層次事實，并予以曝光，因而它是一種更為詳盡、更帶有分析性、更花費時間、更需要勇氣的報道。　　調查性報道源于美國早期的“扒糞運動”，20世紀70年代《華盛頓郵報》兩名記者鮑·伍德沃德和卡·伯恩斯坦成功揭露了“水門事件”丑聞，遂使調查性報道盛行于美國。調查新聞學也隨之興起，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等新技術手段也被引入調查報道領域，發展出了精確報道、精確新聞學等概念與做法。　　調查性報道引入中國，卻遭到了以“正面報道”為主的報道思路的狙擊，使其在概念內涵、選題范圍、操作流程等方面發生了變異，更多地成為政府職能延伸下的一種輿論監督行為，而不是主動暴露政府和公共機構中的腐敗行為和丑事。　　黨的十七大報告已明確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要實現這四項基本權利，除了政府的信息公開，更需要調查性報道有更大的作為，盡量多揭露那些被利益集團封鎖的深層信息，這不僅需要記者的勇氣、膽量，更需要國家給予相應的制度保障。
　　【追蹤報道】追蹤報道，是內涵非常簡單的一個詞匯，它是指對新聞事實的連續跟蹤報道，直至事實真相全部曝光為止，不過這個詞的存在保證了新聞的真實性。馬克思曾指出：“只要報紙有機地運動著，全部事實就會完整地被揭示出來。”承擔這個艱巨任務的是追蹤報道，這在于新聞事實的展開、曝光有個過程，要把這個過程的全貌及時、客觀地展現給讀者，非追蹤報道不可，這意味著追蹤報道不是一種新聞文體，而是一種報道手段，故追蹤報道可采用消息、通訊、特寫等多種新聞文體。　　美國新聞界把追蹤報道形象地稱為“一次戰役或一次討伐”。我國的追蹤報道總體上不錯，但在批評報道領域有許多虎頭蛇尾的追蹤報道。幸而，中國3.38億網民有了追蹤報道的意識，他們正苛刻地審核著一個個事實疑團，以集體的力量執著地追求真相。
　　【文風】文風是指文本呈現給讀者的整體外形。延安整風運動期間，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為文風定了基調：“新鮮活潑、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經過這次整風運動，黨八股、洋八股消失了，“真實、實在、簡潔、明了、尖銳、潑辣、生動、活潑”的新聞文風標準由此確立，但其內核不是新聞，而是政治宣傳。其代表是新華體以及“崇高、壯美”的攝影風格和“愛憎分明、生動有力”的播音風格。　　“文革”時期，這一優良文風蛻化為“高大全”、“假大空”的惡劣文風，直至改革開放后，這種惡劣文風才得到清算，并恢復原貌。這是因為決定新聞文風的不是新聞文本本身，而是規制新聞文本符號如何排列的傳媒體制。目前，我國新聞界正朝著以新聞專業主義為內核的、真實、客觀、公正的新文風邁進。　　注釋：　　①劉建明：《宣傳輿論學大辭典》，經濟日報出版社，1993年版
　　（撰文：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博士生劉繼忠)　　鏈  接　　吳滿有其人
        吳滿有（1893年～1959年），陜西橫山人。1934年土地革命后，吳滿有分得一座荒山。因善于經營、吃苦耐勞而致富。1941年在繳納公糧后還有一半盈余，并購買了不少公債，引起注意。　　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報》刊登了人物通訊《模范農村勞動英雄吳滿有》，得到朱德的稱贊，吳滿有被命名為全邊區的“勞動英雄”。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開展吳滿有運動》，號召全體邊區農民開展“吳滿有運動”，“向吳滿有看齊”,大力開荒生產，提出了“吳滿有方向”。吳被視為值得提倡的當時“先富起來”的農民（新富農）的代表。農業上的“吳滿有方向”與工業上的“開展趙占魁運動”一起成為“延安精神”的象征。1943年春節后，《解放日報》又發表吳滿有給毛澤東的一封信，提出要為毛澤東代耕（當時邊區政府所有人都有耕地或者織布任務），因此成為毛澤東的座上客。吳滿有在邊區成為婦孺皆知的人物，擔任過邊區參議員、延安南棗園鄉鄉長等職務。1946年春節后，毛岸英從蘇聯回國后，毛澤東特意指定吳滿有擔任毛岸英的農業大學老師，讓后者跟隨吳學習種地。1947年青化砭大捷后的祝捷大會上，吳滿有自愿加入解放軍后勤部門，任王震任司令員的二縱民運部副部長。　　延安《解放日報》對勞動英雄吳滿有的報道，是中國共產黨黨報史上大規模、有系統的典型報道之濫觴。在延安極其困難的形勢下，1942年4月30日～1944年1月1日，延安《解放日報》通過報道吳滿有，號召學習吳滿有、使邊區度過難關。                        
        

公信力        
時間:2009-09-21 10:21:00  作者:;  來源:        
        
        
        
        
　　【公信力】這一概念的提出是近幾年的事，此前我們經常說的是打造傳媒的影響力。但影響力有好壞之分，國外的一些黃色小報如《太陽報》等也很有影響力，但難登大雅之堂。所以，人們發現公信力是一個比較好的媒體評價尺度。　　公信力反映的是媒體獲得受眾信賴的程度，一家媒體公信力的高低不是由媒體自己說了算的，而是由受眾來評判的。最近，一家機構發布的北京媒體公信力報告就引發了北京晚報和新京報的公信力之爭，兩家報紙都在自己的版面上稱自己是北京的公信力第一媒體，并對對方進行攻擊，可以說，這不是公信力表現良好的媒體的作為，俗語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媒體所要做的，就是做自己的報道，至于公信力，讓受眾評判去吧。　　眼下，公信力正成為一些媒體自我裝扮的道具，但在一個連發行量都不敢公開的媒體市場中，公信力如何如何的宣稱與一些企業產品絕不添加防腐劑的宣傳一樣讓人生疑。國內媒體的公信力建設，任重道遠。
　　【輿論】就是眾人的議論。國人向來重視輿論，早就有“眾口鑠金，積毀銷骨”的說法，說明很早人們就認識到了輿論的重要性，因此，有的暴君就壓制輿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古代的人們多是通過歌謠、清議等形式表達對社會和朝政的看法，現在人們則多是通過民謠、順口溜等來表達對現實的看法，網絡興起后，網言網語也成了一大輿情出口。媒體輿論只是整個社會輿論中的一種，當然，媒體具有很大的輿論引導能力。　　1986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了輿論研究所，開始了對輿論的學理研究。2008年，人民網成立輿情監測室，對互聯網輿情進行監測，最近，他們對各地方政府部門應對網絡輿情的能力做了排行點評，并提出了一些建議。
　　【信息】上世紀80年代，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引入中國，在理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新聞界也引入了信息的概念，可以說，信息概念的引入，拓寬了新聞人的視野，為新聞報道題材、范圍的拓展提供了理論支持。　　【大眾傳播】　是信息傳播方式的一種，以大眾傳播媒體為主要的載體。大眾傳播學的引入，標志著新聞無學論的破產，也開始了國人對傳播規律的研究。時至今日，中央高層領導已經多次說過要尊重傳播規律，但包括傳媒人在內，國人對傳播規律的了解、掌握、運用還是很不夠的，仍需努力。
　　【受眾】就是指信息傳播的接受者，包括報刊和書籍的讀者、廣播的聽眾、電影電視的觀眾，網絡興起后受眾的范圍更廣了。　　一開始，人們認為受眾是靶子，媒體的槍彈打出去就會把受眾擊倒，但后來，人們發現，一樣的信息，在不同的受眾那里會有不同的解讀，有的網友說自己看《新聞聯播》經歷了三重境界：從根本不看，到反著看，最后當作娛樂新聞看。所以，套用商界“顧客是上帝”的理念，在傳媒界，可以說“受眾就是上帝”。　　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的講演中指出，“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眾，寫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眾？”但“媒體辦給誰看”這個問題，到現在也沒有解決好。很多媒體還存在著對上多對下少的問題，看領導的眼色太多，以得到領導的批示為榮，形成了“寫誰誰看、誰寫誰看”的尷尬局面，這都是沒找準對象的結果。　　我國第一次大規模受眾調查是在1982年進行的，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和首都新聞學會共同發起。現在，多數市場化媒體也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受眾服務系統，受眾越來越受到重視，受眾越來越“享受”了。
　　【意見領袖】是指在人際傳播中經常為他人提供信息，同時對他人施加影響的“活躍分子”，他們在大眾傳播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中介或過濾的作用，形成信息傳遞的兩級傳播。　　在以往信息接收不方便的時代，意見領袖的確起著很大的作用，現在的一些偏遠地區，也是如此。但在信息接收方式多樣和更加便利的今天，意見領袖的作用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大了，倒是在網絡世界里，意見領袖獨領風騷，網絡上的一些熱點事件中總是少不了他們的觀點。并且，現在網絡上的意見領袖已經不再滿足于僅僅在虛擬世界活動，他們已經開始走下網壇，參與到一些社會事件的調查中，如最近的網民“屠夫”調查鄧玉嬌案、CN賣淫案等。
　　【輿論一律】今天的年輕人不太熟悉這一提法，這里只摘錄一段文字，供大家了解。　　1955年，毛澤東在為批判“胡風反黨集團”而寫的一篇文章中說：胡風所謂“輿論一律”，是指不許反革命分子發表反革命意見。這是確實的，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一個社會，無論何時，總有先進和落后兩種人、兩種意見矛盾地存在著和斗爭著，總是先進的意見克服落后的意見，要想使“輿論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我們的輿論，是一律，又是不一律。
　　【政治家辦報】1957年6月，毛澤東根據當時新聞界的狀況，指出新聞輿論宣傳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他說，寫文章尤其是社論，一定要從政治上總攬全局，緊密結合政治形勢。這叫做政治家辦報。現在看來，就是強調辦報人特別是報紙的總編輯要有很高的政治素養，這在西方新聞界也是很重視的。　　與這一提法相關的還有書生辦報。1957年，當《文匯報》、《光明日報》等報紙開始“大鳴大放”時，《人民日報》卻按兵不動。時任人民日報社長和總編輯的鄧拓被毛澤東斥為“書生辦報”和“死人辦報”。　　2008年4月，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總編輯的周為民曾在文章中說，“毛澤東當年批評鄧拓是‘書生辦報，死人辦報’，強調要‘政治家辦報’，是有特定含義的，與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路線聯系在一起。今天，繼續沿用政治家辦報的說法，從正確的方面來理解，當然也有一定意義，就是要有政治意識，注重政治責任，但簡單片面地強調政治家辦報并不妥當。離開足夠的文化素養，政治家辦報的說法很容易成為不負責任、照抄照搬的最方便的托詞，名曰講政治，實際是形式主義盛行，是以黨八股、假大空、粗陋幼稚的宣傳來敷衍塞責。這種情況如不糾正或防止，只會使黨的報刊日益喪失公信力、影響力，這是在宣傳上自廢武功……什么死人辦報云云，是罵人的話，自然無須再計較，但否定書生辦報是不對的，辦報就需要能真心誠意好好讀書的人。今天，在注重政治意識的同時，應當特別強調學者辦報、文化人辦報。只一味強調政治家辦報是無濟于事的。”　　　另外，還有全黨辦報、開門辦報、群眾辦報等提法。早在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報》紀念創刊1000期時發表的社論中首次提出全黨辦報的經驗。同年，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墻報也是報，號召每個單位都要辦墻報，“那么全邊區可以有千把種報紙，這叫做全黨辦報。”1948年4月2日，毛澤東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又說：“我們的報紙也要靠大家來辦，靠全體人民群眾來辦，靠全黨來辦，而不能只靠少數人關起門來辦。”　　媒體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后，又有人提出了政治家辦報、企業家經營的觀點，時至今日，市場化的媒體普遍注重受眾的參與，可以說，媒體越來越是大眾的媒體了。
　　【新聞發言人】新聞發言人就是國家、政黨、社會團體任命或指定的專職（比較小的部門為兼職）新聞發布人員，其職責是在一定時間內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時局的問題，舉行新聞發布會，或約見個別記者，發布有關新聞或闡述本部門的觀點立場，并代表有關部門回答記者的提問。　　安德魯·杰克遜是最早聘用新聞發言人的美國總統，塔夫脫是第一個安排每周兩次定期記者招待會的美國總統。　　我國各級政府部門近年來也設立了新聞發言人，這是一種與媒體溝通的方式，但運行效果還不夠理想，很多的只是形式而已，新聞發言人的職業素養尚有待提高。
　　【社論】又稱社評，是新聞媒體表達自己的意見或觀點的文章，一般不署作者姓名。過去，社論都是很隆重莊嚴的，人民日報等大報的社論要全國媒體轉載。2003年，《南方都市報》設立社評版，成為國內第一家天天有社論的報紙，后來的《新京報》也跟進這一做法。但愿能有更多的報紙天天出社論，讀者就能享受觀點的盛宴了。
　　【“梁效”】是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筆名。“梁效”即“兩校”的諧音。另外，柏青、高路、景華、安杰、秦懷文、郭平、施均、金戈、萬山紅、祝小章、梁小章等，也是該寫作組的筆名。該寫作班子最初以“批林批孔研究小組”名義組建于1973年10月，其活動結束于1976年10月。該寫作班子前后共發表了181篇為政治需要服務的文章（撰寫219篇），其中30多篇成為當時圈定的學習文件。時有“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的說法。
　　【輿論監督】據一些學者考證，輿論監督這個詞組最早出現在1945年。著名報人趙超構1945年12月5日在《新民報》重慶版發表社評《給收復區以新聞自由》，文章結尾提到：“政治不受批評，政治一定會腐化；官吏不受輿論監督，官吏就容易膽大妄為。”　　改革開放后，新聞學界開始嘗試使用這一術語。從1987年開始，輿論監督連續４次出現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表明黨對輿論監督的重視。類似的提法還有新聞監督、新聞輿論監督、媒體監督等等，多是指媒體的批評報道。　　近年來，媒體的輿論監督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促進了一些問題的積極解決，為社會的和諧發展和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當前國內媒體的輿論監督還存在著不少的困難和障礙，仍有很多官員認為輿論監督是添亂，記者被打被抓后維權也很難，這都顯示出法律的缺位和制度的有待完善。
　　【議程設置】1972年，美國傳播學家M.E·麥庫姆斯和唐納德·肖在《輿論季刊》上發表《大眾傳播的議程設置功能》一文，總結了他們在1968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就傳播媒介的選舉報道對選民的影響所作的一項調查研究，提出了議程設置理論。　　現在，國內媒體也更加注重自己的議程設置，爭取通過自己的報道引起受眾的強烈反響和更多媒體的跟進。　　當然，也有的媒體自立議程，無意爭春，如《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和《新周刊》雜志，他們都是跳出紛爭的熱點找冷點或盲點，同樣成功地吸引了受眾的眼球。
　　【媒體審判】1965年，美國法院推翻了一起指控詐騙案的判決，其理由是，在庭審過程中所做的電視錄像，對被告做了帶有偏見的報道，損害了他在訴訟中應當享有的權利。以后，人們就把這種凌駕于司法之上、干預和影響司法的新聞報道，稱為媒體審判。　　國內最著名的媒體審判的案例當屬1998年的張金柱案。時任鄭州市某公安分局局長的張金柱駕車撞人后不停車反將人拖死，情節極其惡劣，《大河報》第二天報道出來，惹得群情激憤，最終張金柱被判死刑，《大河報》也因此而影響大增。法院的這一判決是否受了媒體報道產生的壓力影響，人們有爭議。　　媒體只管報道事實，法院只管依法審判，但由于媒體報道產生的輿論壓力，再加上中國的國情，就使得很多案件的審理在媒體報道后發生了轉變，這是現實的無奈。
　　【擬態環境】1922年，美國著名政論家李普曼在其《公眾輿論》一書中提出擬態環境的概念。擬態環境是與現實環境相對而言的，就是媒體通過不斷的報道為人們營造的一個鏡像環境。　　由于各媒體的價值觀不同，各媒體所營造的擬態環境的底色也是不同的，娛樂類的媒體所營造的擬態環境是粉色調的，而嚴肅的政經媒體所營造的擬態環境又是另外的色調。各種媒體所營造的擬態環境的總和就基本上接近了人們所處的社會生活的真實狀貌。　　當前，有些媒體營造的擬態環境是大大偏離了現實情況的，存在著對一些現實的夸大和對另外一些現實的遮蓋或忽視，如對娛樂圈是非的過度渲染、對廣大農村現實的報道過少等，更有的影視作品古裝片、帝王戲過多，腐蝕著國人的思想，也不利于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
　　【媒介素養】英國學者利維斯和湯普森1933年在其所著的《文化與環境：批判意識的培養》中首倡媒介素養教育。媒介素養是指人們對大眾傳播媒介的了解認知水平。　　今天，媒介眾多，人們處在信息的包圍之中，對于各類媒介傳播出來的信息，該如何對待？是全盤接收，還是有選擇地接收，或是像有的人那樣反著看，這都反映出人們媒介素養的不同。　　學會正確地看待各類傳播媒介、學會恰當地利用各類傳播媒介，是現代公民的必修課，當前中國傳媒所遇到的一些尷尬和問題，也與國民的媒介素養不高有關系，如有的人把新聞媒體當成“包青天”，有事不找政府找媒體，有的政府官員把媒體當成自己的“傳聲筒”、不能正確看待媒體的批評報道，等等，這都是媒介素養欠缺的表現。　　今天，在網絡信息泥沙俱下的情況下，提高國民的媒介素養更有必要，這對于形成公民的健全人格大有好處。
　　【媒介批評】媒介批評是指社會各界對大眾傳播媒介的評價、分析、議論，是大眾傳播鏈條的反饋環節，這一環節對于形成健康的大眾傳播環境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及時地進行媒介批評，才能使各類媒介改進傳播方式方法，獲得更好的傳播效果。媒介是對社會的監督者，但它也需要被監督，但當前，國內的媒介批評真的非常欠缺，這對媒介的發展也是不利的，傳媒專業雜志應該擔負起媒介批評的職能。
　　【更正】西風東漸，國外媒體開設更正欄目的做法，近年來為國內媒體效仿，很多都市類報刊都開設了更正欄目，對前期內容的差錯進行更正，這是媒體負責任的做法。其實，媒體現在的報道刊發量非常大，不出差錯幾乎是不可能的，承認差錯并公開更正，這是媒體打造公信力的可行辦法，并且，很多新聞也是在不斷發展變化中的，及時更正會使報道更準確。        
市場化        
時間:2009-09-21 10:20:00  作者:;  來源:        
        
        
        
        
　　【市場化】市場化是目前媒體運營的重要議題之一，但也是一個敏感問題，關于它的爭論層出不窮。實際上，在新中國成立后的60年間，關于報刊市場化的探索以及實驗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曾經因為經費的緊張和資源的缺乏，要求報紙“作為生產事業來經營，逐步實行報價核算制……達到經費全部或大部分自給”。并且這一措施，在當時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隨著社會的變化，這一議題被擱淺。　　到了1992年，在中國報協召開的全國報社經營管理經驗交流會上，又提出了“報業經濟”概念，并認為“我國報業已經進入了一業為主、多種經營，全面開發報業經濟的新時期”。當年，《工人日報》上甚至有一篇文章宣稱，“政府支持報紙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報紙一定要在企業管理體制下進行，以適合市場經濟的需要。”　　再到200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出了《關于進一步治理黨政部門報刊散濫和利用職權發行，減輕基層和農民負擔的通知》，這次整頓預期達到的目的是讓報社走市場渠道，報社和機關的財務要脫鉤，報社的工作人員和公務員要分清楚。　　雖然這些改革都是在“事業單位企業管理”的大前提下進行的，并且更多的是為了解決財力不足問題，媒體的行政色彩依舊相當濃厚。但是，也正是有了這些改革措施，媒體的市場化進程在逐漸加快，并成為一種發展趨勢。都市報等面向市場的報紙層出不窮，各種資本以投資等多種形式介入報刊廣告、發行等相關領域的嘗試，已經成為傳媒業的尋常事件。
　　【機關報】按照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董天策教授的說法，機關報，就是黨派、政府機構、社會團體主辦的，代表其發言、宣傳其主張的報紙。那么，按照這個概念，建國后的媒體除了短暫的公私合營時期，基本都是機關報的模式。　　除了黨報是當之無愧的機關報以外，各種行業報也成了不同行業的機關報。這些報紙在各自的領域內不僅僅是媒體，更多的帶有機關色彩。中國媒體的影響力和權威性，更多的是依靠這種機關報的模式形成的。這些機關報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不僅僅有傳媒的作用，更多的影響力來自于權力。機關報遵循的是黨性原則和政治家辦報原則，新聞報道注重傾向性、思想性、戰斗性和指導性。同時，往往以傳播者為中心進行傳播，而不是以讀者為中心。敏感的讀者甚至可以通過這些機關報上人物出現的多寡或者某些人的位次變化甚至是相關新聞出現的版面來推測出時局的變化。這是其他報紙所不具備的。　　但是，機關報卻沒有太好的市場影響力，大多是通過行業或者機關訂閱。而辦報經費也大多是上級撥款。不過，隨著傳媒改革的進一步加深，機關報也在進行相關的變革，增強可讀性和影響力，探索市場化道路，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晚報】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張有影響力的晚報是《羊城晚報》。此后，中國的晚報在很多城市開始創辦，甚至有些晚報成為了當地的機關報。　　在“文革”結束之后，《新民晚報》、《羊城晚報》、《北京晚報》等老牌晚報紛紛復刊，各地的晚報如《齊魯晚報》等也開始創刊，四周一片“晚報”“晚報”的叫賣聲，以晚報的消遣娛樂作為黨報的補充, 對當時轉變觀念和思想啟蒙, 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同時，晚報成了黨報、機關報的最初“革命者”，它們以貼近生活、貼近社會的內容，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向群眾宣傳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傳播科技文化知識，彌補了黨報機關報的不足，獲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成為人民群眾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資料。當然，因為有了讀者的喜愛，這些報紙也獲得了社會的巨大回報，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非常顯著。
　　【都市報】都市報真正在市場上風生水起應該上溯到1995年，雖然《貴陽都市報》、《三秦都市報》早就分別在1993年、1994年創刊，但他們都沒有形成《華西都市報》那么大的影響力。1995年，《華西都市報》的成功讓“市民生活報”的辦報思路風行全國，在各地掀起一陣陣“都市報沖擊波”，開創了都市報時代。　　都市報是一種新的辦報模式，它從內容到敘事方式到傳播形式都吸收了晚報所有的長處，同時引入了新的新聞和經營理念，并在出刊時間上領先于晚報。所以，都市報的出現，讓此前風行的晚報遭遇了強有力的挑戰。許多晚報開始朝著都市報的方向轉型。　　都市報的出現依靠的是兩個條件，一是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市民意識在逐步崛起，讀者自費訂閱成了支撐報紙的重要力量，市場主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讓這類報紙與百姓發生了切實的關系，這種新的報種脫離了原來黨報離老百姓生活“遠”的狀態，而是關注百姓生活，所以，在辦報內容上受到了城市市民的喜愛。二是在計劃經濟時期享受壟斷特權的機關報受到了市場經濟的挑戰，出現了嚴重的生存危機。為了鞏固陣地，占領市場，機關報不得不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于是，創辦子報成了一種潮流。　　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生活的進一步深刻變化以及網絡的迅速崛起，都市報面臨著轉型問題，作為媒體創新的產物，下一步該如何發展和運營，成了都市報人面前的一個新問題。
　　【公私合營】解放初期，報業有多種類型的經濟形式，反映在報紙的創辦資金和經營資金上也是多種多樣的，存在著公營、私營和公私合營報業。據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新聞工作會議統計：當時全國共有報紙253種，其中日報170種，公營報紙近200種。　　但是，私營報紙和公營報紙并不處在一個起跑線上，和當時的計劃經濟一樣，“讀者對象”也被“計劃”了。1950年2月，新聞總署劃定公私營報紙之間的分工，規定公私營報紙所面對的不同讀者對象和各自報道內容的不同側重。這種分工客觀上阻礙了報紙間的競爭；同時，也嚴重忽視了許多報紙的歷史傳統和特色，使這些報紙失去原有的讀者市場，而在當時條件下培育新的讀者市場又極其不易，再加上私營報紙經營困難，也就逐漸失去了自身存在下去的可能性，更不用說與公營報紙進行競爭。　　到1952年底，基本上就是黨領導的報紙一統天下。由于國家對報業實行計劃指導、計劃發行，報紙間的競爭更沒有存在的可能性。1953年就對報紙實行公私合營，1953年后，我國就不存在私營報紙了，其他公私合營報紙，國家后來都退還私股，將公私合營報紙轉化為公營報紙。　　【事業單位企業管理】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報紙都處于企業化經營的狀態。當時要求全國報紙，特別是公營報紙，把報紙作為生產事業來經營，以逐步達到經費自給。但這并不意味著報紙就完全市場化了。應該說，其政治屬性仍然是第一位的，比如1955年6月18日《人民日報》就曾經刊文，明確說明，“報社不是企業機關，而是政治機關”。這也意味著，報社的企業化經營，只不過是特殊時期的特殊措施而已，而不是市場推動的結果。這一措施一直執行到了改革開放之后。　　1978年年末，《人民日報》等8家媒體聯合給財政部打報告要求新聞單位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經營方針，他們希望通過適度的自主經營獲得一些經濟收入，來彌補政府財政補貼之不足。財政部認為媒體作為輿論的先導，應該挺立在改革的潮頭，率先進行市場化改革，所以批準了這份報告。其實更直接的原因是，雖然此時全國僅有186家報紙，但捉襟見肘的財政收入，難以養活報業。這種適度放松，實屬“萬般無奈”。　　直到今天，“事業單位企業管理”的模式仍在延續。但是在媒體產業化發展的今天，這條規定卻已經不合時宜。“事業單位”的本質和“企業管理”的二元對立，讓傳媒在此后30多年的發展中一直在戴著腳鐐跳舞，甚至有些時候是迂回前進。這給作為社會公器的媒體在企業管理中帶來“影響力尋租”的溫床，同時也是記者受賄問題在量刑的時候會引起一片質疑的最根本原因。在這條政策提出的30多年后，記者們成了“不明身份”的一群人。
　　【自辦發行】從1985年1月1日開始，《洛陽日報》離開了自己的發行“婆家”——郵局，走上了自辦發行的道路。如果把報紙作為一種產品，報社被允許自己銷售自己的產品了。這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媒體體制的一次重大創新。自《洛陽日報》開始，自辦發行風靡全國。到2005年，全國實行自辦發行的報社約800家，雖然只占全國報紙總數的40%，可這些報社占據了80%以上的廣告份額。　　自辦發行的最大意義在于，它使得報紙第一次掌控了自己的生命線——時間，“早報”在中國流行開來。包括《廣州日報》在內的眾多報紙由自辦發行邁開了變革創新的大步，并改變了人們的閱讀習慣。
　　【轉企改制】轉企改制是報刊發展的必然結果。按照中央的相關精神，新聞出版單位目前正在進行這一活動。在三年之內，要對作為文化產業領域最具意識形態特性的新聞出版業轉企改制，“三年三步走”。新聞出版單位的改制符合新聞媒體的特征以及新聞發展規律。但是，改制也必將帶來新一輪的新聞出版單位的洗牌。有些依靠行政手段生存的報刊將在上一輪的報刊整頓之后，迎來新一輪的變革。并且，新聞出版單位的轉企改制不同于以往媒體改革只進行細枝末節的變革，而是根本性的變革。
　　【集團化】集團化是中國報業開始走向市場的標志之一。1996年1月15日，中國出現了第一個報業集團——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緊接著，一大批報業集團成立，進入了媒介集團化的新陣營。　　實際上，對于報業集團的探索早就開始了，新聞出版署早在1994年5月18日就曾經發出通知，規定了建立報業集團的基本原則。同年6月10日～12日，新聞出版署在杭州舉辦全國首次報業集團問題研討會，提出組建報業集團的五個條件。在這五個條件中，最重要的條件是經濟實力。比如，要求組建集團的報刊要有傳媒實力，除一張有影響的主報外，至少應有4個子報刊，以形成系列報刊。更重要的是要有經濟實力，沿海地區報社年稅利在5000萬元以上，中西部地區報社年稅利在3000萬元以上。主報及子報刊期發行總量在60萬份以上，或在本地區每150人擁有一份報紙，有暢通的發行渠道，有逐步建立自辦發行網的可能。此外，還在職稱、印刷等一系列的硬件方面進行了規定。
　　【上市】1999年，《成都商報》率先吃下第一只“螃蟹”，通過其控股的成都博瑞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用5000多萬元收購上市公司四川電器原大股東的大部分股份。雖然這種模式在當時沒有被允許，但是也沒有受到主管部門的禁止。報業間接控股上市公司，在我國尚是首次，這在當時激起了人們極大的興趣。但是，這也意味著中國的媒體開始了資本運營和操作，媒體的產業化趨向越來越明顯。　　后來，又有巴士股份持有《上海商報》5成權益，《上海商報》也實現借殼上市，這個方案在當時也獲得了主管部門的批準。而更多的則是新媒體攜資本的力量，迅速上市。2000年，新浪在納斯達克股票市場正式掛牌交易，這是第一只真正來自中國內地的網絡股。接著，網易和搜狐也相繼在納斯達克股票市場掛牌上市。
　　【走出去】如果將媒體作為一項產業來運作，那么走出去是一種必然，這也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在長期的發展中，我國的報刊特別是期刊，與國外進行版權合作的有很多。并且這些期刊多成為國內期刊界的佼佼者，領導國內期刊的潮流。　　可以走進來，那么就可以走出去，更何況國外的新聞出版管理與國內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在國外市場更能按照經濟規律辦報辦刊，辦海外華文報紙不失為閑置資金的一條出路。《新民晚報》、《今晚報》、《讀者》、《知音》等都在國外出版了相關的海外版。但是，這些報刊的市場贏利能力卻不足，多數還只是針對華語市場，影響力也很有限，其新聞報道在國際范圍內的輿論影響力也很有限。這與我國長期的報刊管理體制有關，雖然有些報刊在國內發展得非常好，但是，還缺少與國外一流報刊進行競爭的能力。隨著我國出版體制的進一步改革，這種能力將越來越強。
　　【異地辦報】都市報興起之后，作為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媒體之一，都市報一開始就進行了異地辦報的嘗試，并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由于中國長期實行的是媒體劃區經營，再加上媒體的輿論監督特性，使異地辦報的難度非常大。　　《新京報》是全國首家得到中宣部同意和新聞出版署批準的、具有合法地位的、真正意義上的媒體集團跨地區合作經營管理的報紙。在《新京報》之后的2004年11月15日，《第一財經日報》的創刊更有意義。它的主管方是上**廣新聞傳媒集團、廣州日報報業集團、北京青年報社三家傳媒業旗艦，而且還共享了已有的涵蓋廣播和電視的“第一財經”品牌。這份報紙的跨度更大，不僅跨地區而且跨媒體。這也意味著媒體經營的方法正日益多元化。媒體的產業特征隨著經濟、科技的發展得到深化。
　　【眼球經濟】眼球經濟是依靠吸引公眾注意力獲取經濟收益的一種經濟活動，在強大的現代媒體力量的推波助瀾之下，眼球經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要活躍。　　不僅商品需要依靠傳媒的力量吸引公眾的注意，對于媒體本身來說，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它們更需要公眾的關注。在報刊的發行中，只有引起讀者的注意，才能喚起他們的購買欲望，這是營銷中的一個基本問題。而作為商品化的媒體，只有只有吸引了讀者的注意力，才能形成自己的影響力，進而獲取廣告收益。所以，眼球經濟的提出，是報刊改變過去事業單位性質進行市場競爭的一個重要表現。
　　【賣相】賣相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喻國明教授的理論，也稱“三步五秒效應”。指的是一個消費者三步遠看到報紙，五秒鐘愛上報紙。即在可選的品種極大豐富的市場上，紙媒和電子媒體都需要在最短的時間里引起受眾注意。　　因此，一般紙質媒體在頭版以大標題、大照片、粗線條營造視覺中心,讓讀者在距報攤三步之遠、五秒以內產生購買沖動，讓頭版圖文抓住讀者以激發銷售。同時，根據這個理論，報紙更加注重頭版的策劃，對頭版頭條的要求更加嚴格，報紙頭版的雜志化傾向越來越明顯。
　　【發行量】發行量是廣告商選擇媒體投放廣告對媒體進行選擇時考慮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衡量一份報刊社會影響力的重要指標之一。但是，在目前沒有建立統一認證的情況下，發行量如同女性的年齡，成了秘密。　　在報刊競爭越來越市場化的狀態下，建立報刊發行量認證制度，非常有必要，否則報刊間將很難進行公開、公正的競爭。只有真實可信的報刊發行數字才能保證報刊市場競爭的合理、規范。同時，也會進一步促進媒體的市場競爭，有助于實行優勝劣汰的退出機制。
　　【價格戰】中國媒體價格戰的集中爆發是在1999年。這也并非突如其來，它與此前持續幾年的經濟增長有著很大的關系，更重要的是因為都市報之間的競爭。各地創辦都市報的目的其實很明確，“老子守天下，兒子打市場”，目的是“兒子養老子”。但是，隨著隨著產品的同質化和受眾消費心理的日趨理性，報業市場逐漸轉變為買方市場，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各報開始為爭奪同一市場中并不太大的廣告份額展開殊死拼殺。而在報刊市場的競爭中，發行競爭最為激烈，是報業競爭的主戰場，它的主要表現形式就是各種各樣頗具商業智慧的促銷策略。這些策略中，屢試不爽的是價格戰。　　是年，在成都、南京、昆明、廣州、武漢這些報紙競爭激烈的地區，每份報紙1毛錢的現象經常發生。并且，這種“讓利”于消費者的現象成了日后都市報相互廝殺最主要的武器。但是，價格戰屬于殺敵一千自傷五百的策略,用多了對自身也不利。報紙的操盤者開始尋找新的競爭手段。        
服務性        
時間:2009-09-21 10:20:00  作者:;  來源:        
        
        
        
        
　　【服務性】新中國走過的60年，也是媒體角色逐步演變的60年，從令人不寒而栗的“階級斗爭的工具”到高高在上的“群眾的指導者”，再到和藹可親的“信息服務的提供者”，媒體逐步放低身段，找到了恰當的社會位置。　　上個世紀80年代末，一種叫做服務性新聞的報道形式開始在報紙上探頭探腦地出現，1993年，南京出現一份名為《服務導報》的報紙，據稱，這是國內第一次有“服務”兩個字出現在報頭中。把這一類媒體做到極致的，是與《服務導報》同年創辦但報頭沒有“服務”二字的《精品購物指南》。《精品購物指南》創刊于1993年1月，是《中國經營報》的子報，它的成功，讓中國報人看到，報紙不僅是用來指點江山的，指導百姓的柴米油鹽，也可以很精彩。　　“服務”可以做成一種報道文體，“服務”也可以做成一份媒體，但再換一個視角，“服務”更是一種新聞理念。一旦樹立起服務理念，社會新聞可以提供服務，經濟新聞可以提供服務，時政新聞也可以提供服務。　　媒體不是教師，媒體人是服務商。這時候，就沒有了服務性新聞，因為所有的新聞都有服務性。當然，媒體滿足受眾的，是他們需要的（need），而不完全是他們想要的(want),受眾千千萬萬，他們想要的，未必是媒體應該提供的。受眾固然不是媒體可以頤指氣使的三孫子，也不是懵懵懂懂的小學生，需要強調的是，與一般的商業消費領域不同，受眾也不是媒體的上帝。媒體要滿足受眾需要，但社會責任須臾不可忘記。
　　【周末版】從某種意義上說，周末版是“文革”結束后中國新聞改革的第一塊試驗田。周末版的創辦，是中國報人尋求增加報紙可讀性的開始。中國的報紙從拒人于千里之外到變得可親可讀，周末版居功至偉。　　今天如果不是還有《南方周末》，“周末版”三個字可能幾乎都要淡出人們的記憶了，但是，如果時光回溯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沒有辦周末版的報紙可真是寥若晨星，報攤上以“周末”為名的報紙多如過江之鯽。這場史稱“周末版大戰”的媒介競爭，把本來有些沉悶的報業市場攪得風生水起。內容從教人吃飯穿衣到名人逸聞，多以大特寫推出，版面無一例外都是報頭套紅印刷，大標題大圖片。　　風起云涌的周末版大戰興起于1991年之后，如果以《中國青年報》“星期刊”的創刊算起，那中國報業這場增強報紙可讀性的探索還要追溯到1981年1月，《中國青年報》的這一創舉，值得人們銘記。在那個新聞操作空間很小的年代，周末版紅火的背后是一代報人致力于事業創新的努力與蒼涼，還有些許無奈——新聞本身沒有多少改革的余地，那就讓我們給讀者多一點娛樂和服務吧。
　　【專刊】【周刊】與周末版大戰大致在同一時期，新聞界的另一股熱潮——專刊周刊熱也在萌動中。不同的是，周末版大戰煙消云散之后，專刊周刊熱還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一些專刊周刊還保持至今。這一時期辦起來的周刊有讀書周刊、社會周刊，有經濟周刊（如《中國青年報》的經濟藍訊），還有其他諸如汽車周刊、房產周刊、IT周刊等，許多報紙都是隔周推出一份周刊，亂花漸欲迷人眼，這一現象也被稱為“報紙雜志化”。　　報紙專刊熱的興起，折射著中國社會生活的極大豐富，當然，另一方面，也是報紙出于吸引廣告的考慮，也有對電視挑戰的回應。但是，繼周末版大戰之后的這股雜志化浪潮，更多反映出的則是中國報人的集體性焦慮，反映著那個時代人們辦報觀念的懵懂。報紙辦專刊周刊，并不是新鮮事。當年新記《大公報》先后創辦了30多個專門性副刊。但是，如果報紙在新聞報道方面乏善可陳，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辦專刊周刊上，就有些舍本逐末了。　　因此，這一輪專刊周刊熱中，很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青年報》的新聞周刊。它在報頭下打出一個口號：“只提供一樣東西——新聞”。新聞周刊正式推出是1992年底，比《青年周末》晚了近一年時間。新聞周刊隨后也被許多報紙效仿。報紙拿出版面專門辦新聞周刊，現在聽來，似乎有點滑稽。但實情并非如此，如果說通過周末版這塊試驗田，報紙找到了增強可讀性的方法，那么，新聞周刊的創辦，等于報人開辟了第二塊試驗田，報人開始嘗試報紙向“新聞紙”本位的回歸。我們應該注意到，后來報紙改版，都從增加新聞版、壓縮副刊類版面入手。這大概也是受新聞周刊成功的啟發吧。
　　【號外】在電子媒介到來之前，號外的出現，標志著報紙把追求新聞時效性的努力做到了極致。　　在激情洋溢的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報紙號外屢見不鮮，比如新中國的成立、原子彈爆炸、人造衛星上天等等，舉凡重大的新聞事件，都有號外記述歷史。80年代基本上是中國報紙號外的沉寂期，這似乎從一個方面印證了美國學者杰克·海敦的斷言：“電視扼殺了報紙的號外。”　　但是，在新媒體大行其道的當下，報紙號外竟“火”了起來。近兩年凡有大事，比如國足出線、神七升空、奧運開幕等，報紙出號外都是爭先恐后。細思量之后也不難發現，當下，號外不再僅僅是信息載體，號外本身就是信息。有重大事件發生時，報紙出號外可彰顯自己的實力，用號外展示形象。用出號外表明自己的判斷，用出號外制造一個概念。
　　【改版】說起新中國成立60年來報紙的改版，最著名的當然還屬1956年《人民日報》改版，盡管它不到一年時間就猝然中止，但它仍是一次載入史冊的歷史事件。　　當下，改版已經是媒介運作的常態了。從報紙到電視再到網絡，改版體現著媒體追求創新的自覺與沖動，領先的媒體知道，只有不斷地創新，才能戰勝競爭對手的模仿和跟進，才能適應不斷變化發展的傳播環境，《南方周末》能夠成為當年周末戰后碩果僅存的一家，也正是得益于它不斷根據傳播環境的發展變化及時調整自己辦報策略的做法，從一份最初主打娛樂休閑的報紙發展成為主打時政題材的新聞周報，它的成功，絕非偶然。
　　【厚報】在上世紀80年代大學新聞專業的課堂上，新聞學教授常常給學生講美國的報紙動輒數十版，甚至100多個版，有時候送報生把厚厚一摞報紙隔墻扔進訂戶家里，結果砸死了院里的一只老鼠。還有故事說，美國前總統肯尼迪年輕時，用撕報紙來鍛煉臂力，就像今天的人們使用拉力器。　　整個80年代，每天出8個版的人民日報是中國版面數量最多的報紙，聽說有每天出版數十版的報紙，中國大多數老百姓感覺像聽傳奇故事。　　90年代，周末版大戰、周刊熱，最后帶來的，都是擴版潮。尤其是地方報紙、都市類報紙走在前面。版面越來越多，中國進入厚報時代。超市讓中國的老百姓習慣了一站式消費，于是，也就習慣了新聞消費中的規模化滿足。1997年7月1日，《廣州日報》在香港回歸日推出97版特刊，開創了中國內地報紙紀念性特刊的先河，引發讀者排長龍搶購，為滿足讀者的購買要求，當天印刷了3次。這也是中國報業進入厚報時代的一個標志。此后，逢重大節慶活動，100版甚至200版的報紙時有所見。　　不過，從世界范圍內看，中國的厚報時代來得有點不合時宜，近年來，環保人士的聲討此起彼伏。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中國報紙下一步要迎接的，大概是“瘦身”時代吧。
　　【窄報】窄報看上去比傳統的報紙俊俏挺拔，但最重要的意義不在這里。窄報的流行，折射著辦報者對讀者的體貼和關心。當更多的報紙不再是官辦官訂、讀者愿意花錢在報攤買一份時，報紙就變成了上班途中的車廂讀物，這時候窄報的流行就順理成章了。　　據考證，我國內地最早采用窄報的是杭州日報報業集團旗下的《都市快報》。此后，《經濟觀察報》等新銳報刊大大促進了“窄報”的流行。《南方日報》是第一份啟用“窄報”的黨報，時間是2002年8月。
　　【橙色報】橙色報差不多是與窄報同時成為報界時尚的。最早在國內引入橙色報概念的是《經濟觀察報》，時間是2001年。這份注重國際化路線的報紙，大概是受了英國《金融時報》的啟發吧。總之，橙色和瘦報，讓這份報紙顯得鶴立雞群。　　橙色紙據說讀來節省眼力，據說在翻動時聲音較小，這些都不無道理。但是，報紙想到改換新聞紙的顏色，表明中國報紙追求與眾不同的愿望是多么強烈！
　　【讀圖時代】圖文并茂一直是報刊標榜的口號，只是鉛印時代抑制了報紙使用圖片的沖動。當報紙告別鉛與火走向光與電時，圖片的泛濫一如開閘的洪水，汪洋恣肆。有學者不無憂心地說讀圖造成詞語鈍化，更有危言聳聽者，說讀圖會造成腦萎縮。但是，這一切，都不足以阻擋報紙的圖片化浪潮。　　除新聞照片，近年來我國報紙版面上最大的變化是出現了大量新聞圖表，3D技術的運用，使新聞圖表告別簡陋的餅圖和柱狀圖，變得異常精美。圖表把復雜的東西簡單化，把抽象的東西形象化，它最大程度地降低了人們獲取信息的費力程度。
　　【三貼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始見于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下發的《關于進一步改進會議和領導同志活動新聞報道的意見》中。從黨性原則到“三貼近”原則，這是中國共產黨黨報理論一個引人注目的發展。是黨報理論對新聞規律、市場規律的一種適從，一種理性的調適。“三貼近”原則公布后，黨報開始了新一輪的改版與改革，在這些改革中，“三貼近”始終是一把標尺。“三貼近”原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傳媒環境，民生新聞的興起等，都與這一方針息息相關。
　　【說新聞】如果不是沉寂多時的著名主持人趙忠祥今年突然向“說新聞”開火，“說新聞”可能很難成為一個話題了。因為電視新聞已經走得更遠——熒屏上所謂唱新聞——RAP新聞播報也正流行著呢。　　趙忠祥是在東方衛視“2009華語主持高峰論壇”上，談到新聞節目主持人時，向“說新聞”開火的：“我非常不喜歡由魯豫開創的‘說新聞’風格，這不是像我們這樣的大臺應有的態度。新聞一定要用‘播’的，莊重、嚴肅、可信，把新聞節目搞成茶館說書，那是非常不好的。”　　不會有人懷疑趙忠祥對新聞播報的發言資格，但是，人們不會拒絕平等、親切、隨和，更不會喪失對主持人說人話的渴望。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有理由相信，陳魯豫1998年在《鳳凰早班車》中開創的“說新聞”這一播報風格生機無限。當然，沒人會反對《新聞聯播》的播報風格應該是正襟危坐、字正腔圓、氣壯山河，一如所有喜歡穿休閑服的人不會反對出席宴會的人穿西裝打領帶一樣。
　　【方言新聞】方言播新聞近年來大行其道，最有代表性的如《阿六頭講新聞》等。但是，決不要以為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廣播電視里就是普通話一統天下。筆者清晰地記得曾從收音機里聽到過地道的四川話播新聞，那是四川人民廣播電臺的對農村廣播節目。方言是中國文化多樣性的重要表征，我們相信，廣播電視中有幾檔方言播出的新聞節目，不會把多年來推廣普通話的成績毀于一旦。
　　【演新聞】新聞拍攝中所謂“演新聞”，又叫“模擬情景重現”，最早在新聞攝影中使用。一些經典的照片，后來被曝就是這般制作的，譬如著名的《美軍登上硫磺島》，也包括我國解放戰爭時著名的照片《占領“總統府”》。　　但電視新聞節目制作中大量運用情景再現，在我國還是近幾年的事，眼下使用范圍很廣，但爭議也很大。新聞真實性是一種非常脆弱的東西，我們不能不在新聞真實的問題上提出嚴苛要求。多數情形下，運用情景再現并無造假之意，但是，這些手法一旦經常化，等于為捏造事實開了方便之門。可堪欣慰的是，我們看到，央視的許多節目中當有“演新聞”的部分時，會在播出畫面上打出“情景重現”的字幕說明。
　　【民生新聞】要說民生新聞與以前的社會新聞有什么不同？那么，可以說，社會新聞強調的是新聞的趣味性，而民生新聞關注的是百姓的生存問題，所謂百姓的煩心事、難心事。面對社會新聞，百姓覺得媒體可以解悶，面對民生新聞，百姓覺得媒體有用。　　講民生新聞，要從六朝古都南京說起。江蘇電視臺都市頻道2002年1月1日推出《南京零距離》，該節目雖然長達1小時并與央視《新聞聯播》同一時間播出，但受到南京觀眾的空前歡迎，位居AC尼爾森收視率排行榜之首位，創造了電視新聞類節目收視率第一次超越電視劇、綜藝娛樂節目的奇跡。一年之后，南京電視臺推出《直播南京》，號稱是國內第一檔時長90分鐘的大型直播新聞節目。兩個電視欄目以民生為主題展開近距離白刃戰。　　與報業價格戰被官方叫停不同，這次的民生新聞戰，受到官方高度肯定，一時間，各地電視臺紛紛組團，像朝圣般齊赴六朝古都。于是，以“某某零距離”、“直播某某”為名的電視欄目在全國各大小城市遍地開花。民生新聞的興起，緣于地方電視臺在央視的強勢壓力下尋求生存空間，但無心插柳，竟與“三貼近”方針相契合，于是，相激相蕩，民生新聞一時風光無限。
　　【突發事件報道】突發事件是最重要的新聞資源，從新聞傳播史上看，一種媒體的興起，都與一起重大的突發事件存在共生關系。如果沒有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這個事件，印刷機可能還只是用來印刷《圣經》，有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這個爆炸**件，又有印刷機這樣一個技術發明，于是，印刷機有了新的用途，而發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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