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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墻內外的“校漂”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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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在圍墻內外的“校漂”一族
策劃／朱根亮 李嘯 在高校的圍墻內外，長年漂泊著一群考研大軍，他們飽嘗艱辛，孤注一擲地向著自己的目標邁進—— 昨天，“校漂”們結束了２００５年碩士研究生考試，誰是今年的幸運兒，誰還將繼續漂泊呢？ 在考研復習的日子里，記者深入“校漂”一族，體驗了他們的生活…… “校漂一族”，這是個時尚而獨特的名詞，特指已經畢業了然而還“漂”在學校周圍，甚至還天天到學校去“上課”的大學畢業生，他們都是考研復習者。“校漂一族”還有一個名字，那就是“邊緣人”，說明他們既不是在校大學生，又不是在學校工作的人。 有專家預測，在北京、廣州、鄭州等地的高校周圍，“校漂一族”已達數十萬人。 上篇 生存現狀 漂泊冷暖誰人能知 王珊(應本人要求用化名)，2004年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生，“校漂”經歷半年。 6點30分起床，洗漱完畢，吃塊面包，喝杯牛奶，7點20分就向學校走去。因目標是“考研”，考慮到學校環境好，便于學習，畢業后，王珊沒去找工作，在鄭大南門外的兌周村租了房子后，加入到“校漂一族”。 “我的性格比較內向，愛靜，適合在大學當老師或搞研究，想進這些單位起碼要有碩士畢業證。”扶了下眼鏡框，王珊靜靜地說道。 王珊這次已是第二次向考研沖擊了，去年她報考的是南京大學對外漢語專業，差11分沒被錄取。 從兌周村出來，到鄭大理科區教室，王珊的路程不到10分鐘。“以前我在文科區教室學習，后來位子被別人搶了去，只好轉到理科區”，因為已不是在校學生，想找一個固定的教室，一個屬于自己的位子并不容易，幾次三番的轉移后，王珊才有了現在的位子。 王珊今年報的是北京語言大學對外漢語專業，因為這個專業報考的人特別多，競爭異常激烈，“壓力很大”這是王珊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她也常以這句話激勵自己學習再刻苦點。 從早上7點半到10點多，兩個多小時的時間里，她坐在教室里一動不動。10點多，她會到門口買一份報紙，在校園里轉半個小時后，再次坐到教室里，直到12點。 中午的飯，王珊是在學校食堂里解決，喝碗面條吃個饅頭，兩元多錢。王珊現在沒有一分錢收入，吃飯、租房、買學習資料、買生活必需品，她每月400多元的生活費，全靠父母給，而父母的月收入不足2000元錢，再加上還要供養正上高中的弟弟，家里的經濟有些緊張，但父母支持她考研。 吃過中午飯，趴桌子上休息一會兒，王珊又投入學習中，雖然離住的地方挺近，但她也 不愿意回家，因為怕“自己偷懶，睡過頭覺”。晚飯也是在學校食堂打發的，吃過晚飯，不休息，一直到晚上10點半教室熄燈，王珊才會和同學結伴回到住處。 記者 周廣現 楊靖（化名），去年６月畢業于鄭州某高校，“校漂”經歷半年。 上午8點多，記者如約來到楊靖的母校，他正在學校的圖書館前讀英語。他說，去年6月本科畢業后，因為沒有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便在學校旁邊的都市村莊里租了一間民房，一邊在學校復習功課準備考研，一邊做市場調查掙錢。 和記者簡單聊了幾句后，小楊說他要去學習，因為上午的精力比較充沛，要把該記的政治理論、應背的英語單詞和課文記住，下午要出去工作，晚上還要做飯、洗衣服。 說著，我們來到一個可以容納幾百人的合堂教室里，在稍靠后的地方，找了兩個位子坐下，小楊便開始了學習。 上午9點40分，小楊的手機響起，隨后他出去接電話，１０分鐘后他回來說，公司讓他下午早點去上班，要和他談點事情。10點30分，他的手機再次響起，但他沒有接，發了個短信過去，之后告訴記者，幾個同事想約他出去喝酒，被他婉言謝絕了。“上班就是這樣，每天的事太多，影響學習。”小楊說，每天都有很多人給他打電話，有公司的也有朋友的，搞得他每天都很疲憊，但又不敢關機，怕公司有急事找不到他。 為了減少開支，小楊與同班的另一個男生在離學校不遠的都市村莊合租了一個單間，每月180元，衛生間、廚房都是公用的。小楊說：“屋里既沒有暖氣也沒有空調，冬天屋里陰冷陰冷的，凍得我一整夜都暖不熱被窩；夏天的蚊子多，也沒有電扇， 熱得整夜睡不著覺。” 為了維持生活，小楊找了份工作，每周一、三、五下午去鄭州市一家市場調研公司做數量統計和文字錄入，一個月能掙四五百元錢，勉強夠用，有時家里還會給他寄一部分生活費。 第二天，小楊給記者打電話說，昨天下午在公司開了一個協調會，公司接到了一個大的訂單，讓他們做好準備工作，并分配了具體任務。之后，他就開始統計上期的調查問卷，一直干到下班，但問卷仍沒有統計完，晚上他在辦公室加班，一直干到12點多，回去之后，又把前天脫的臟衣服洗了才上床睡覺。 記者 徐云龍 中篇 心之創傷忍受孤獨 飽嘗失敗 金強（化名），鄭州大學中文系2004屆畢業生，“校漂”經歷半年。 “現在我當了‘校漂一族’，家里人不知道，還以為我在上班呢。”說這話時，活潑、帥氣的金強多少有點不好意思。 “以前看到師兄師姐當了‘校漂一族’感到很奇怪，沒想到現在自己也成了‘校漂一族’。”金強說，他加入到“校漂一族”的隊伍里，是一件事促成的。臨畢業前，他到廣州找正在讀研的同學玩，同學舉了很多例子告誡他，千萬別拿著本科文憑出來闖蕩，要出來闖至少得有個碩士文憑。這話對他的刺激很大，雖然去年考研沒有成功，但他下定了決心“從頭再來”。因為家里條件不好，父母都在農村務農，沒有能力再供他考研，畢業后，金強先打了五個月的工，然后堅決辭了職。他說，如果生活費以后不夠向同學借點都行，但考研的時間絕對不能再耽誤了。 金強這次報的學校是南京大學新聞系，他聽說錄取比例可能在30比1，“聽著都嚇人，不再用點功，肯定沒戲”，小伙子聳了聳肩說道。 和金強聊了半天，帶著好奇心，記者想切身體驗一下“校漂一族”的學習狀況，金強考慮了一會兒后同意了，不過他再三叮囑道：到了教室千萬別說話，更不要發出什么聲響來，要不然“漂友”們會把你轟出去的。記者點頭同意了。 記者發現，雖然已是晚上10點多了，但金強所在的教室里，17個位子僅有兩個空的，“漂友”們都在聚精會神地看書。 從和金強的談話中，記者也感受到了“校漂一族”的孤獨和壓抑，他們不屬于學校，也不屬于社會，名不正，讓他們多了幾分無奈。 “我們雖然沒有名分，但我們是為了學習，為了拼搏向上才走上這條道的，這應該不會有錯吧？”記者臨走時，金強像自言自語地問道。 記者 周廣現 路平（化名），２０００年河南中醫學院畢業生，“校漂”經歷兩年多。 “只因為一頭鉆進學習里，長時間沒和人說話，我的舌頭都打結了，有一段時間話都說不囫圇。”即便是說這句話，路平也頓了三下才說完。今年27歲的路平，從2002年開始向考研沖擊，當年以失敗告終。2003年，他再次參加研究生入學考試，仍然失敗。2004年，他又參加考研，結果仍然失敗。3年來，從河南中醫學院到河南教育學院再到鄭州大學工學院，路平為了尋找一個適宜的學習環境，在這幾個高校之間漂來漂去。 中等個兒、一頭卷發、操著滿口的豫東口音，乍一看，路平的裝束和在城里找活兒干的民工區別并不大，“為了考研，苦點、臟點、累點，這有啥？”對于自己現在的形象，路平很不以為然。 路平2000年從河南中醫學院針灸專業畢業后，到上海做過醫藥代表，在鄭州街頭的頸肩腰腿疼診所當過鐘點工，力出得不少，可回報很少，他認為這一切的根源就是自己的“文憑太低，只配給人家打小工”。但如果“有了碩士文憑，那敲門磚可就硬邦邦的了”。在這種信念的支配下，2001年歲末，路平拿起久違了的書本，又走進了大學校門，成了名副其實的“校漂”。 “‘校漂’沒名沒分，受了委屈，有時也只能往肚子里咽。”路平說。有一次，他到一所大學的閱覽室看書，明明是自己先到的，可一位在校生硬說路平搶了他的位子，在得知路平不是本校學生后，那位在校生氣更壯了，“你又不是我們學校的學生，還裝模作樣地往那兒坐，像個圣人似的。”說完臟話，那個學生用手上前推他，路平本想和那個學生大干一場，但又一想，如果學校的保安來了，自己吃不了兜著走，他只得忍氣吞聲地咽了這口氣，可晚上，回到自己居住的小屋，一回想起白天受的委屈，他禁不住失聲痛哭起來。 長期學無定所，路平沒有學友，再加上一門心思用在學習上，他很少和人說話，甚至一天都難發幾言，時間一長，他說話時舌頭老打結，話語也沒有以前流利。 “我現在還要承受婚姻方面的壓力，家里人常打電話催我快點找個女朋友，說老大不小了，和我同齡的不少人都有了孩子。”“校漂”生活還給路平帶來了感情方面的折磨。以前，他有個女朋友，談了3年，因為不同意他放棄工作考研，最后和他分手了。“現在我對找女朋友提不起勁”，話是這樣說，但在談起別的處于戀愛中的同學所過的“滋潤生活”時，他一臉的羨慕。 連續參加3次研究生入學考試，路平都因為英語分不夠而名落孫山，“幾天前，晚上做夢，這次參加考試，我又沒過關，這是不是不祥之兆呢？”路平說，他無法想象，如果這次考研再失敗，他還要再“漂”多遠。 記者 周廣現 娟，２００２年畢業于河南財經學院，校漂經歷兩年。 娟，身高1.60米、一頭烏黑亮麗、飄逸的秀發，常穿一件咖啡色風衣穿梭于校園，年輕、漂亮、有靈氣，與很多在校大學生一樣，在共青湖畔晨讀，在食堂里吃飯，到圖書館學習，去操場上散步……她早已不再是學生，但仍過著和學生一樣的生活。 娟說，畢業那年，她選擇了考研，但由于一個叫“海”的帥哥出現，使她不能專心復習，遂與當年的研究生夢擦肩而過。備受考研創傷的她，在找工作的問題上，原本以為可以相互托付終身的“海”能幫她一把，找個理想的工作，可是“海”交完畢業論文以后，去了一家大型事業單位，再也沒有了音信。面對“連找個辦公室文員都需要研究生學歷”的就業環境，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她，深知高學歷、就業與“能否重新回到‘海’的身邊”三者之間的關系。為了工作、為了愛情，也為了自己將來的美好生活，她決定繼續考研。 “在上學時，每月向父母要幾百元錢的生活費還好說一些，現在畢業了，怎么還好意思向家里要錢呢！”娟說，盡管當初決定考研時也跟父母說過了，他們也都非常支持，但她每次向父母要錢的時候，心里都特別難受，總感覺自己是成年人了，不應該再靠父母。 娟說，她也很想自己賺錢養活自己，和很多上班族一樣，邊打工邊考研，但是又害怕工作占用的時間太多，影響學習，考不上研究生，損失更大。 在黃昏的時候，娟經常會出現在校園的林陰道上或共青湖畔，或走或坐，或邊走邊看著書，或翻著報紙。“在圖書館里悶了一天，頭很難受。”她說，出來換換腦筋、放松一下自己緊張的神經。 “白天如果沒有事，我一般不會出去的。”娟說，學校有很多熟悉的師弟師妹和教過她的老師，如果碰面，他們總會問起工作或生活上的一些事，讓她有時很尷尬。娟說，她在學校里很壓抑，也很無奈，有時很想到外面好好地玩玩，放縱一下自己，但是又沒有上大學時的那種心情，總是高興不起來。 記者在采訪的時候發現娟的桌子上有一部很漂亮的手機，在近一個小時的采訪中一直沒有響，便問她是否還使用手機，“這是我上大學的時候買的，畢業以后就給停機了。”她說，她有很多同學或朋友都在鄭州工作，沒事的時候經常給她打電話或到學校找她，一方面影響她的學習，另一方面每月幾十元的手機費，對她來講，也是不小的經濟負擔。 記者 徐云龍 下篇 “校漂”精神心向往之 矢志不移 李宣，河南農業大學資環系土地資源管理專業2004屆畢業生，“校漂”經歷半年。 去年考研失敗后，李宣就下定了決心“繼續來”。之所以要義無反顧地二次考研，李宣說，除了“大學期間，專業知識學得有點少”外，他認為“北京學校的文化氣氛太濃厚了，再不抓住考研這個機會去體驗體驗，永遠沒有機會了”。好在自己的決定得到了媽媽的支持。 同眾多“校漂”一族不同的是，雖然已不是農大的學生，但由于和學校各方面的關系搞得不錯，他很順利地就在學校圖書館找了一個固定位置。不僅如此，因為人緣好，小師弟師妹們還經常免費給他送開水票，這更讓他覺得母校充滿了人情味。 李宣說，他們班今年共畢業了31個人，但像他這樣如今做“校漂”的就有10人，大家常常聯系著，所以他不感覺孤單。 李宣這次報的研究生專業是土地資源管理，因為專業對口，報考的人又不太多，他覺得成功的希望很大。“漂泊的日子應該不會太長了。”望了望他熟悉的校園，小伙子自言自語道。 記者 周廣現 趙耀，河南財經學院畢業生，“校漂”經歷兩年多。 “你問我選擇考研是不是為了逃避就業壓力，不是。在考研之前我已經有了工作，可是我辭了，我認為考研已成大勢所趨。”說起考研的動機時，趙耀顯得很坦然，“為了自身的提高，現在不是許多上班族都在參加在職研究生學習嗎？” 趙耀的畢業學校是河南財經學院，最向往的城市卻是上海，所以前年他報考了上海交大的行政管理專業研究生，由于是第一次考研，分數差了20多分。“今年我報了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趙耀說，“碩士畢業后，我會繼續讀博，然后再爭取到上海發展。” 去年2月份，學旅游管理專業的趙耀如愿進入省旅游局工作，3個月后，考研心切的他放棄了這份工作，重新回到了考研隊伍中。為方便到學校學習，趙耀和他的另外三個同學一起在財院南門外的大鋪村租了一間房子。由于財院的考研人數眾多，他們不得不每天早上5點左右就起床，然后到圖書館的自修教室里占座位。“如果你6點多鐘到，恐怕就沒有座位了，”趙耀說，“為了占到座位，一些學生干脆鉆窗戶進去，自修教室的玻璃不知道換幾茬了。”吃早餐的時候更有趣，為了防止辛辛苦苦得來的座位被他人“侵占”，趙耀和其他幾位同學只好輪流到學校食堂吃飯。 趙耀的父母都是下崗職工，家里經濟很緊張。盡管如此，父母還是十分尊重他的決定，而沒有逼他找工作。因此，趙耀也十分節儉，除了每月均攤的60元錢房租，吃飯花銷只有200多元錢。 “假如考不上怎么辦？”記者問他。“如果真的考不上，我就找一份工作，一邊工作一邊繼續考研，然后再考博。”趙耀很堅定地回答道。 記者 司愛武 結束篇 往事如煙數年寒窗終成正果 阿寒，北京某高校畢業生，“校漂”經歷６年。 說到“校漂”，記者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阿寒。 阿寒是記者的一位同學兼哥們兒，本名韓東。 記者接通他的電話時，他正在學校的圖書館查閱資料。２００４年秋天，他剛剛去南方一所大學讀研。“忙。雖說幾年的漂泊生活已經讓自己在好多地方都不會有不習慣的感覺，但因為讀研的費用要靠自己掙，壓力也挺大。”用他的話說，自己是１０年城市生涯，６年“校漂”經歷，一朝修成正果，不容易啊。 談起自己從“校漂”人到正式加入了學校“正規軍”的經歷，阿寒沉默少頃，幽幽地說，那是一段充滿矛盾的日子，讓人留戀又不堪回首，讓人充實又辛酸……話匣子打開，自認為對他“校漂”經歷很是了解的記者對他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 １０年前，阿寒以超過重點分數線的高考成績卻被北京一所大學的專科錄取。“從那時起，也許就注定了骨子里天生就有不安分因素的我以后生活的悲劇性。”阿寒說。４年后，在眾位朋友的勸阻聲中，他義無反顧地放棄了鄭州一家效益相當不錯的國企的工作，只身進京。自此，阿寒成為北京的“校漂”一族。 雖然有了在北京生活兩年的學校經歷，但對于一個舉目無親一無所有的異鄉人來說，阿寒很明白以后的日子對他來說意味著什么。他在北京一所高校專門對外出租的宿舍中安了家，然后馬上投入到找工作的人潮中。此時的他，除了年輕，沒有別的資本。 他先是從事老本行國際物流行業，但很快就失業了。接下來的日子，“是一段相當艱難的日子，我幾乎嘗試了所有的工作。”阿寒說，保險推銷員、廣告策劃、雜志編輯……他幾乎干遍了自己認為合適的所有職業。阿寒也承認，那段歲月是自己一生中的低谷。說這些往事的時候，阿寒的口氣聽起來有些輕描淡寫，但能想象得出，在當年北京那樣一個環境中，對一個只有專科文憑的人來說意味著什么。也正是在那個時候，女友與他勞燕分飛。“我不想太多地談論這些，都已經過去了，她也有自己的難處，我能理解。”阿寒就是這樣一個人，始終保留著寬容的本色。 “考研的想法其實很早就有了，但真正付諸實施，已經是2002年了。”確切地說，這一年的考研只是阿寒的一次投石問路。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的阿寒不得不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各種人才招聘信息上，只是到了臨考試前一兩個月，他才潛下心來復習丟下了已經5年的功課。結果可想而知，但這也堅定了他的考研決心。 “2003年算得上我生活的一個抉擇年吧。”就是在這一年，阿寒在交通部所屬的一家雜志社找到了一份還算穩定的工作。“沒有漂泊的經歷，你不會真正認識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對于一個人的寶貴。這時，如果考研，就意味著丟掉剛剛到手不到一年的工作。所以，是繼續考研還是等有了一定的經濟實力再考研，我為此曾經斗爭了很久，但最終還是選擇了考研，畢竟與不少考研的人相比，我已經沒有了年輕的優勢。”可惜的是，這一年的考試，阿寒仍然以數分之差鎩羽而歸。 “那段時間，我真的很消沉，甚至開始懷疑自己走過來的路。但真正回頭看時才發現，原來自己除了這條路外，能走得通的路幾乎沒有了。我要考下去，至少我要再試一次，我暗自給自己打氣。”從那一年的夏季開始，我幾乎謝絕了一切的外部干擾，在學校的圖書館、食堂、宿舍間奔走。也許真應了功夫不負有心人的老話，去年我終于如愿成為一名真正的在讀碩士生。 “‘校漂’生活，是我一生中任何時候都不能回避的歷史，也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經歷。”阿寒說。 記者 孫亦舒 “校漂”語錄 從一間高校教室的“黑板文化”上，從幾位不同筆跡的“漂友”在上面的留言中，讓我們體會一下“校漂”一族的生存狀態：“一壺漂泊， 浪跡天涯難入喉。你走之后，酒暖回憶思念瘦。”“水向東流，時間怎么偷，花開就一次成熟，我卻錯過。”“生活中有太多的荊棘，你必須記住，去尋找玫瑰，尋找生活中最美的東西。” 這些話非詞、非詩甚至語句有些不通，然而卻是“校漂”們從心底里發出的最想說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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