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

問：中國現在成為有名的博士生生產大國，聽說有導師同時帶47位博士生，影響博士生的素質，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

答：中國如今是博士生生產大國，這是不爭的事實。導師帶博士生的數量曾經有一段時間較多，最近幾年，據我所知，是在下降的。文科專業現在基本是一個年度一個導師有一兩名學生。因為基數大，整體素質自然會出現問題，但真正優秀的博士生還是有。我個人看法，人才在一定時段的出現總量大體是平衡的，也就是說，真正優秀的人就那么多，總量小的時候，人才的比例顯高，總量大的時候，人才的比例顯低，但就絕對數量觀察，并不會有特別大的變化。人們現在感覺一些博士生素質差，主要是因為基數大了而真正優秀的人才并沒有同比例增長。

問：有人說“中國沒有畢不了業的博士生”，這是博士生制度出了問題嗎？

答：有一點我們要清楚，目前中國社會是一個就業和階層上升需要依賴學歷的社會，在社會現實和人們的習慣中，學歷是人才上升的主要評價標志，一時還難以改變。博士本意是指受過系統專業訓練的學術經歷，但在中國社會，它常常被扭曲。也就是說，在各種社會評價體系中，學歷本身異化成為能力和身份的標志，所以社會上并不從事專業研究的人，也以獲取博士學位為追求，是社會現實的剛性需求刺激了博士的不斷增加。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官員熱衷獲取博士學位，開了不好的頭。中國社會至今還是官本位社會，官員地位始終處于社會頂端，官員的取向引領社會的風向。中國博士生制度本身的問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社會導向出了問題。

至于博士學位制度本身的問題，我以為還是第二位的。有人說“中國沒有畢不了業的博士”，但也有些學校要求嚴格一些，現在這個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在朝著嚴格管理的方向發展。中國碩、博士還基本停留在考試錄取階段。在中國習慣中，凡考試制度中的現狀，基本具有如下特點：一是進門極難；二是出門相對容易；三是因為入門成本過大，在事實和習慣上，制度對于已邁過考試門檻者，相對寬容。這有制度本身的原因，也有社會習俗的制約。一些國家的學位制度，因為基本以申請為主，入門并不具有過高難度，所以出門一向嚴格。在社會一般習俗和基本制度不發生變革的情況下，要求嚴格限制博士生的畢業率，不符合中國現實。中國博士畢業容易的主要原因是入門太難，顯得機會成本極高，所以一般人不愿意在已入門的情況下，再為難學生。這個局面，我個人認為極難改變，當中國碩、博士入門條件由現在的考試制變為申請制時，這個狀況自然會隨之發生變化。

問：聽說現在一些導師與博士生之間，形成一種“老板制度”，什么是“老板制度”？這樣的“制度”如何影響中國高等教育？

答：這個說法可能主要是針對理工科和社會科學的一些學科而言。所謂“老板制度”，簡要說就是有些導師將學生視為雇員，形成一種簡單的干活兒拿錢的現象。這種現象的產生，和中國現行的科研制度有關。中國現行的科研制度，主要是政府主導的項目發包制度，其主要特征是各級政府(國家、省部級或者行業)將科學研究的方向，附帶相應的科研資金，預設為各類項目。這些項目在固定的周期內，以招標的方式向社會和行業發布。社會評價以發布者所居的行政地位而定，也就是說，國家級高于省部級，而行業最多與省部平行。項目的重要性也與此相關。在高校和相關研究機構中，國家、省部各類項目在考評時有固定的分值。人是趨利避害的，所以在中國高校中，以項目為導向的科學管理方式，就可能導致只問項目而不問真正科學價值的傾向。說實話，在這種評價制度中，除一些以實用為主要目標的科研項目具有合理性外，一些人為預設的科學指導計劃，是違背科學研究自身價值的。但中國目前還無法改變這種現狀，因為社會缺乏基本信任體系，凡事只能依照僵硬的制度來管理。

問：社會越來越功利化，博士頭銜比起博士本身的學識更重要，如何令學術重歸學術？

答：為了升官發財追求博士頭銜的現象在中國比較普遍，就是因為中國各類機關對從業者有極為苛刻的學歷要求，中國如今還是學歷社會，學歷的天然優勢讓社會始終以學歷為中心。在目前中國社會中，博士與學術本身往往不是一個學術研究關系，有的甚至變成單純的學歷關系。也就是說，職業本身對博士學術雖無要求，但在選拔中，學歷本身成為一種符號性的東西，多數情況下，起到標簽作用。學術重歸學術的主要思路還是要回到獨立思想、自由精神上來，讓學術真正獨立，中國的學術才有出路。

問：如何應對博士生的質量問題？

答：真正解決中國博士生質量問題的辦法，我以為有兩條出路：一是社會各級機關中，一定要淡化高學歷，除專業高級研究機關(如高校、科學研究機構)外，在制度性的選拔從業者條件中，不能作學歷限制，尤其不能有具體高學歷的限制，這樣社會習慣才會形成博士是專業研究學銜的看法；二是碩、博士要盡早實現由考試制向申請制的合理轉化，讓真正有學術興趣者來選擇；因為入門門檻相對容易，出口自然極難，這樣博士才會真正還原到它的本意上來。但這一切要建立在淡化高學歷崇拜的前提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