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士談城鄉大學生求職差別：用人單位更看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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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高校中農村籍大學生比例偏低，而在最終進入勞動力市場時，由于戶口、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等原因，農村背景的學生也可能無法得到與城市背景學生同等的機會和回報。高等教育的擴張很可能會導致勞動力市場結構性的供求關系失衡，高等教育的回報率下降，而農村背景家庭在勞動市場上的地位更加弱勢，因此社會上一直存在著高校擴招反而會降低農村背景學生的就業率及薪酬待遇的爭論和聲音。

筆者認為，對于畢業生“出身”農村是否給畢業生帶來了負面甚至“歧視性”的影響的判斷，是有待商榷的，需要進行大樣本的實證調研和分析檢驗，并且不能僅僅聚焦于簡單的就業率和薪酬待遇的差別。實際上，畢業生工作找尋的過程是最終就業結果的基礎，對于求職過程的研究，能夠發現高校畢業生找工作過程存在的問題和城鄉差異;探究工作搜尋的時間規律，可以幫助政策制定者、學校有針對性地對不同時間段下不同背景的高校畢業生，提供求職過程中的幫助。而就業流動的研究，是對求職結果的重要補充，在實證上檢驗城鄉背景高校畢業生是否通過就業實現了有利于自身發展的社會流動，對于弱化社會分層、破除流動障礙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對于不斷消解城鄉二元桎梏，實現城鄉一體化整合發展，具有政策上的參考價值。

為此，筆者采用2013年北京大學“高等教育規模擴展與勞動力市場”課題組針對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進行的問卷調查數據，以廣受關注的城鄉差異為切入點，研究城鄉背景給高校畢業生帶來的影響。數據樣本包括了東、中、西部21個省份的30所高校，14413份有效樣本，包括了44.7%的來自大中城市的高校畢業生(以下簡稱城市背景高校畢業生)和55.3%的來自小城鎮及農村的高校畢業生(以下簡稱農村背景高校畢業生)。

求職過程中城鄉背景差異已顯現

在我國，為了順利解決“畢業派遣”問題，畢業生往往盡全力在最后一學年解決自己的去向問題，或是進入勞動力市場求職或創業，或是繼續深造，在國內升學或出國讀書。城市與農村背景高校畢業生在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積累上的差異，是進行去向選擇的基礎。

在最終的畢業去向選擇上，農村背景的高校畢業生，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工作的比例顯著更高，達到 57%，比城市背景畢業生高3.17%;城市背景的高校畢業生，升學和出國的比例比農村背景畢業生高8.17個百分點;農村背景畢業生自主創業的比例較低，僅為1.72%，畢業后處于待業狀態的可能性顯著更高。

筆者檢驗了不同因素對于城鄉背景畢業生畢業去向的影響，發現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水平等社會資本因素和學習成績等人力資本因素，均對升學及出國、畢業后是否待業存在正向顯著的影響。

從筆者采用的樣本來看，選擇升學及出國的畢業生只占所有畢業生總數的17%，絕大部分的畢業生需要通過求職進入勞動力市場。而高校畢業生的就業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經歷幾個月甚至一兩年的求職過程，許多學生要經歷從最開始的實習，到投簡歷、參加筆試面試，再到確定最終的工作單位的過程。

高校畢業生的工作找尋是一個雙向選擇的過程，除了畢業生在投寄簡歷、決定是否簽約階段對于就業單位的選擇外，在當前勞動力市場結構失衡、就業形勢嚴峻的背景下，用人單位是否愿意接納畢業生，在這個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事實上作為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方，用人單位在錄用一名應屆畢業生的時候，除了該生自身的專業對口程度、知識儲備、能力水平外，對于畢業生人力資本之外的家庭背景、社會關系等方面，也都有所要求，因此用人單位對于城鄉背景高校畢業生的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畢業生的求職結果。

在整個求職過程中，農村背景高校畢業生由于經濟基礎較差，同時多屬于異地求職，如果不能更快的找到工作，將面臨畢業后戶檔派遣回原籍的問題，而一旦失去了應屆畢業生身份，農村背景高校畢業生將更難找到工作，同時越晚解決工作問題，求職成本越高，給家庭帶來的負擔也會越大，因此農村背景高校畢業生在求職過程中處于相對劣勢的地位，但也有著更加積極的求職表現。

第一，從求職期望上講，由于自身較為優勢的社會經濟地位，城市學生對于起薪和工作本身有較高的期望：他們的平均期望起薪和可以接受的最低起薪顯著更高，他們對于工作在大城市、單位規模大、聲譽好、發展前景好的工作有更大的偏好，更看重所從事工作能夠有利于施展個人才華、能夠獲得權力、社會資源和工作自由。這些求職期望的差異，影響到了城鄉畢業生在求職上不同的表現。農村背景畢業生在實習上更加積極，找工作開始的時間相對更早，可接受的待業時間較短，保留工資也較低，在求職中的花費，尤其是人情禮品上的花費更低。由于家庭可以給自身的求職提供一定的幫助，城市背景高校畢業生對實習經歷的重視程度較低，更多的選擇了走親友關系等非正式途徑就業，并傾向選擇在未來工作中更看重“人情關系”的“體制內”單位，而農村背景高校畢業生則更多的選擇了更加看重個人實際能力的企業。

第二，從勞動力市場中用人單位對于畢業生求職申請的反饋情況看，農村背景畢業生在求職中獲得面試的機會比率顯著更低，而最終通過面試的機會與城市背景畢業生基本持平，顯示農村背景畢業生面臨更加嚴峻的“簡歷關”。

第三，求職時間分布的分析結果表明，不同城鄉背景畢業生整體的求職時間特征和不同時點的求職風險情況存在顯著差異。城市背景畢業生是更早一批投入工作找尋的群體，而在求職季開始后的3～6個月中，農村背景畢業生的表現更加積極;在簽約時點選擇上農村背景畢業生更早，比例更高的農村背景畢業生選擇春節前簽約，其整體的求職時長也更短。統計結果顯示，求職開始的時間越早、簽約的時間越早，畢業生的起薪水平越高。在這種背景下，城市畢業生盡管有較高的期望起薪，但是其對于延長工作找尋時長給實際起薪帶來的負面影響并不在意。在城鄉背景之外，人力資本、求職努力等方面的因素也能夠顯著影響畢業生的工作搜尋時間。

第四，城鄉畢業生求職過程中不同的偏好、承受能力以及面臨的勞動力市場反饋，最終在畢業生簽約狀況及對工作滿意度的顯著差異上得到了體現。從就業單位性質、行業、崗位上看，國家機關等體制內的單位、金融地產等優勢行業、管理類的崗位中，城市背景高校畢業生就業的比例顯著更高，私營企業等體制外單位、農林牧漁采礦等行業和專業技術、生產類崗位中，農村背景高校畢業生就業的比例顯著更高。而對于所簽約的工作，城市背景高校畢業生的滿意度更高，超過66%的城市背景畢業生對所簽約的工作滿意，而農村背景畢業生滿意的比例僅為60.7%。從工作的學用結合度來看，城市背景畢業生認為工作與所學相關的比例更高，達到63.7%，農村背景高校畢業生的這一比例為59.7%。

進入勞動力市場后用人單位更看重個人能力

畢業生求職的最終目的是要落實工作，并獲得相應的待遇，而與之對應的就業率和起薪就成了就業問題一致爭論的焦點。筆者發現，選擇求職的高校畢業生中，城市背景畢業生找到工作的比例、起薪水平在統計上顯著更高，但是兩個群體的絕對差別并不大：城市背景畢業生比農村背景畢業生的就業率高2.8個百分點，平均起薪高347元。

針對就業率和起薪進行的差異分解顯示：城鄉高校畢業生在就業率上差異，可以用畢業生性別、年齡等人口統計學特征差異，學習成績等人力資本特征差異，以及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社會關系廣泛程度等社會資本差異來解釋的比例為57.1%，另外有42.9%的差異是城鄉畢業生就業差異的直接體現;畢業生起薪上的差異，前述人口統計學特征、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因素可以解釋的比例高達98.55%，這其中人力資本解釋的比例高達49.37%。

由此可見，所謂“城鄉背景”給畢業求職結果帶來的影響，更多體現在能否找到工作這一問題上，而一旦進入勞動力市場，用人單位更看重的是個人能力，以此決定給予勞動者的報酬水平。由此，對于農村背景高校畢業生而言，面臨的主要困難是如何順利邁過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門檻。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農村背景畢業生群體中，性別、學校類型、學歷水平等因素給畢業生求職結果帶來的影響更大。

社會流動并沒有完全固化

高等教育既給社會流動提供了重要的渠道，給予弱勢階層人群一個向上流動的機會，同時也能夠成為固化社會分層，放大階層差異的重要因素。就業所帶來的社會流動，直接通過畢業生就業時工作地點的選擇、職業的選擇、戶籍等社會屬性的獲取方面得到體現。筆者的樣本數據發現，簡單定義當前社會階層已經固化是不全面的。

首先，與人們的直觀認識一致，在就業的城鄉流動方面，隨著行政級別的提升，畢業生流入的比例在增加，流出的比例減少，地級以上城市以流入為主，縣級及以下以流出為主。

研究結果同時發現，畢業生選擇異地就業，是因為異地就業能拿到比本地就業更高的薪水，而且異地就業對于農村背景畢業生有更大的吸引力：農村背景畢業生就業發生城鄉流動、省際流動、地區流動的概率顯著更高，同時農村背景畢業生發生城鄉流動、省際流動、地區流動，能夠帶來相對于城市背景高校畢業生就業流動更高的起薪提升。

而從與父母相關的職業代際流動上看，城市背景畢業生代際繼承性更強，農村畢業生代際流動性更強。但無論是農村背景還是城市背景畢業生，學歷層次提高，均會增強職業代際的流動性。而社會資本對于農村背景畢業生職業代際效應的影響顯著小于城市背景畢業生。

戶籍無疑是當前畢業生在大城市就業所關心的重點問題，大城市的應屆生落戶政策的嚴格限制，以及落戶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使得決定應屆外地生源畢業生是否獲得戶口指標的因素非常復雜。從最終的雇傭情況，城市背景高校畢業生解決戶檔的比例顯著更高，農村背景畢業生由于制度壁壘和自身的條件限制，有高達56.1%的畢業生不能解決戶檔。

提升農村背景高校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中的競爭力

就業問題是關系到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重要問題。在經濟發展進入穩定期、經濟增長速度難以保證較高水平之時，就業數據成為許多國家具有代表性、能夠產生重要市場影響和政策影響的數據，甚至能夠連帶影響經濟增長：在美國，勞工部每月公布的非農數據，成為市場判斷經濟發展水平、預測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參考數據，既是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最為關鍵的參照數據，又是能迅速影響股票、外匯、石油、大宗商品等活躍交易市場的重要因素。

在我國，由于經濟發展尚處于上升期，過去對于就業率、就業問題的關注不足，但是近些年來，隨著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政府及社會各界對于就業問題的關注愈加強烈，在近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最常關注的與就業相關的兩個數據點是“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和“高校畢業生數”。實際上，由于高等教育在整個教育體系中處于最高端的位置，因而高校畢業生是整個教育體系向勞動力市場輸送的最重要產品，是教育與勞動力市場、與整個社會對接的關鍵一環，因此對于高校畢業生相關問題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健全促進就業創業體制機制”，“促進以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就業”，并就做好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在這樣的背景下，對高校就業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社會價值。

筆者的實證研究證實了城市與農村背景畢業生在就業方面確實存在一定的差異，但這種差異不僅來源于由雙方家庭、成長環境決定的社會資本因素，也來源于雙方在后天學習過程中積累的人力資本、在實習和工作找尋過程中的努力程度和經驗積累。同時這種差異在一些層面上體現了農村背景畢業生相對劣勢的地位，比如求職過程中簡歷被用人單位給予面試的機會，在簽約時進入薪酬較高行業的比例，整體的就業率等等，而在另外一些層面上則體現為雙方的差異化選擇，并無絕對的孰優孰劣之分，比如就業地選擇、崗位類型的選擇，同類工作中起薪的高低。

因此從自身層面來講，農村背景畢業生可以通過學習的努力積累更高的人力資本，通過積極參與實習、努力求職來獲取更多的筆試面試機會，通過對于求職季的規劃規避畢業后待業的風險。

從學校的層面來講，教育部在《關于做好2017屆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的通知》中，提出針對家庭困難、少數民族等各類就業困難群體的具體情況，要開展“個性化輔導”，組織專場招聘活動，配合有關部門落實好“求職創業補貼”等政策，實施“精準幫扶”。這種具體有針對性的政策，是解決農村畢業生就業困難的有益嘗試。

從社會的層面來講，政府部門及社會各界需要共同努力，在畢業生工作找尋階段創造一個更加公平、透明、健康的求職市場，加強對于用人單位在招聘過程中的監督機制，使所有畢業生能夠順暢、公平的向勞動力市場展示自己的能力與偏好。實際上，個人及家庭背景的差異，尤其是城鄉背景的差別，依然對大學生的就業公平影響較大。因此在增加社會整體財富水平的基礎上，縮小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是保證高校畢業生整體就業公平的重要渠道。

而從政策的層面來講，需要相關政府部門加強對于用人單位選擇人才的引導，鼓勵用人單位更多關注畢業生自身的能力和努力，破除招聘過程中一些與畢業生工作能力無關的限制條件，破除戶籍制度、干部制度、畢業派遣等傳統體制下的遺留問題給市場化用人單位選擇畢業生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關注畢業生就業中的向大城市、發達地區的過度流動，提升畢業生在家鄉、在農村地區的就業待遇，為他們創造更好的職業發展環境、發展條件，確立明確的、更具競爭力的政策支持，使就業流動帶來社會分化、地區分化效應得到有效緩解。

(作者為北京大學博士，目前就職于中信證券投行部)

(原題為：《城鄉大學生求職差別有多大》)(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