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研究生為何淪為一群“難兄難弟”

研招新聞來源：新京報 2018-01-22　

在楊寶德事件中，受“難”者不是一個，而是一群。為什么他們寧可結群吐槽，或者寧可選擇“叛逆不回微信狗”式的消極抵抗，卻沒人想到訴諸機制?

新年伊始，有兩件事讓高校教育界感受沉重。其一是北航畢業生羅茜茜實名舉報導師性騷擾女學生;其二是西安交大一博士自溺身亡，報道顯示其導師曾頻繁要求他給自己干私活。

如何建立健全防性騷擾機制，如何厘清并限定師生的責權利，是需要總結的教訓。但之前并不是沒有類似的規定，更需要叩問的是，為什么學生不敢訴諸機制?扳機無人扣動，再好的武器，無非廢鐵而已。

寒門博士楊寶德的悲劇，可以從多個角度解讀。但讓我感觸最深的，卻是那個“難兄難弟群”。受“難”者不是一個，而是一群。為什么他們寧可結群吐槽，或者寧可選擇“叛逆不回微信狗”式的消極抵抗，卻沒人想到訴諸機制?

如果說是因為雞毛蒜皮的小事“不足掛齒”，那么，為什么北航校園里那持續十多年的性騷擾、甚至有受害者懷孕，卻也無人舉報?后者源于微信群里的吐槽，但倘若沒有羅茜茜的振臂一呼，這樣的微信群也許只是另一個“難姐難妹群”;事實上羅茜茜為舉報專門成立的“水果硬糖群”，還是有受害者在顧慮重重中選擇中途退出。按說，博士是高知精英群體，不乏法治意識的熏陶，是什么讓他(她)們甘于成為“沉默的大多數”?

壓力首先來自國情。較之性騷擾，楊寶德等所遭遇的勞力盤剝更為普遍，它有“學徒制”的傳統慣性，“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倫理基礎，又有“老板/雇員制”的現代理念加持。若非特別過分，師生溢出學業契約之間的互助，實是“人情味”的一部分，而且也許有或多或少的傳承。是非界限難以區分，舉報導師冒著“大逆不道”的道德風險，若非情非得已，誰愿意舉報?

其次是未知的后果。即便是面對更為惡劣的性騷擾或性侵犯，舉報也面臨著隱私得不到保護，主管部門的息事寧人、不了了之的中國經驗。除非導師被撤銷資格，否則師生該如何再次相處?即便“可以”更換導師，但“惡名”已在，是否有導師愿意中途接手，研究方向是否對口等等，都是問題。當然最終還有論文能否通過的風險——就算達到了學院指標，還可以有課題組標準;等等。恐懼也許來自心造的“魔影”，大部分導師固然是好的，但——倘若(難免)情況特殊，又如何切實保護學生?

因此，如果不充分體察現實，缺乏獨立第三方的評價機制，不構建學生暢通的申訴機制和切實的權利保護機制，精英學生們只能在理論上屬于他們的權利面前止步，轉而在“難兄難弟群”中相濡以沫，苦苦掙扎。在這樣的困境中，他們也許會初步領略犬儒、茍且與權術。茍如此，當非社會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