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與導師”：要契約精神 不要山頭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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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和導師究竟是什么關系?近日，這一話題因一起自殺事件再被聚焦。

西安交大博士生楊寶德疑似跳河溺亡，他的女友吳靜成了斗士，貼出了男友和導師的聊天記錄截圖，直指導師要為男友之死負責。截圖顯示，楊寶德導師周某經常要求其為她拎包送水，給她買飯，陪她吃飯、逛超市……楊寶德成了為導師打雜拎包的“苦力”。

20日，西安交大公布事件處理結果，取消了楊寶德導師周某的研究生招生資格。

“在美國，任何一張截圖都足以使老師丟掉飯碗，甚至去蹲監獄。”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教授楊榮貴直言，學生來學校是來學習的，他要做的，只是和課程與學位相關的論文工作。

在國內，師生互動的關系很微妙也很復雜。但能確定的一點是，導師很重要。

“你讀博生涯的成功與否，跟導師有八成以上的關系。”國內某一流高校理工科博士畢業生鄒陽(化名)說。“導師能決定你的前途。”北京語言大學文科博士生楊晶(化名)表示。

在學術圈內，這是“常識”。

投到哪個導師門下，就被貼上了標簽

對博士生來說，選好導師、投入師門的那一刻，就開始進入學術圈的原始積累。

老師所在的“派系”，所占的“山頭”，所擁有的資源……這些對初入學術之路的博士生來說，至關重要。導師的學術視野和科研審美，直接決定了學生能否在博士期間迅速找到自己的科研方向，明確科研目標。

“我就是瞎選了一個導師，當時啥都不懂。”孫兵(化名)從外校考入中科院數學與系統工程研究所讀博士，在一大堆研究員中選中了他的導師。但這導師能力如何、人品怎樣，他一概不知。一切就像撞大運，總結起來，孫兵覺得自己選導師的運氣中等。“人家讓你按時畢業了，這運氣還不好嗎?”

但運氣真正好的，是那些選中了“大牛”的學生。“我現在明白了，要選導師，就得選在業界只手遮天的，在院里地位高的，其他都是虛的。”老師資源多，學生就能跟著沾光。“這老師說話有分量，他說一句話就能幫學生把事辦成。”孫兵舉例說，院內某“大牛”導師的學生，“水平還不如我”，順利赴國外跟著業界大佬念博士后。

“學術圈是要混資源的。你導師能拿到多少項目，分給你多少課題，幫不幫你發文章，甚至給不給你找工作……一個好的導師，比什么211、985之類的平臺都重要。”楊晶說，博士生和導師確實有人身依附關系，進了哪個導師的門下，你就被貼上了他所在“山頭”的標簽。

和導師不對盤?忍著!

成彤(化名)跟的就是“大牛”導師。他也就讀于中科院系統，所學專業偏向工程。導師牛，項目也就多。剛跟著導師時，成彤幾乎成了空中飛人，每個月要飛一萬多公里，去做導師在各地的項目。

從各種意義上來說，他都是位好導師——項目多，給學生發錢大方，在學術圈和業界人脈寬廣。“他對我們，就像父親對孩子一樣。”

然而，博士還沒讀到一半，成彤的導師就不幸去世。主心骨的驟然離去，對整個團隊來說，都是極大的打擊。

之后團隊的副研究員接棒帶隊，團隊的工作重心也隨著這位副研的喜好轉變到了成彤并不感興趣的方向。“我偏好工程，他喜歡科學，不是很合。但我想著，還是要把學位拿到，就得去做這位小老板想做的東西。”

孫兵和成彤都很清楚，作為博士生，一方面要探索自己的研究領域，另一方面，也要幫老師干活，幫助完成老師的科研任務。

有時是和導師合作，但有時也是為了哄導師“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導師也有不靠譜的時候。孫兵回憶，導師經常要他幫忙計算一些“從理論上推就是錯誤”的東西，而且態度強硬。每次計算都相當費時，但孫兵不得不乖乖領命去算。他也抗議過，但無效，導師說，你先去算，算不出來再說。“一算就是半天時間。”

要畢業的那一年更是“水深火熱”。導師臨時加碼，要求孫兵的畢業論文寫出新東西，不能僅僅做之前研究工作的總結。但除了寫畢業論文，孫兵依然要幫老師畫圖、算題、跑程序。孫兵每天早上8點起，工作到凌晨一兩點，中午也無法休息。

生活還要繼續。最后，孫兵完成老師交代的任務，并將其中一部分寫入了畢業論文。導師又說，此內容和畢業論文主題關系不大，應刪掉，但又問他要了原始數據。“這不是明擺著要竊取我的勞動成果嗎?我能有什么辦法啊，他說什么就是什么。”

孫兵最常說的話，就是“我又能怎么樣”。導師握著你的畢業證，你最好聽話。換導師?所里已明確說了，為了所內和諧，最好別換。而且，你一走，意味著這個老師浪費了一個博士名額，不夠仁義。

“A老師如果收了B的學生，就是得罪了B。”鄒陽說，“沒有哪個老師愿意為了學生得罪同事。”

至于抗爭，要到畢業之后。畢業后，導師給孫兵發過信息，讓他有空時回趟學校，討論下孫兵畢業論文發表事宜。

孫兵沒有回復。

“培養委員會”或可形成權力制衡

楊寶德自殺事件持續發酵后，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師常江發了一條微博，指出此事的確應該給所有高校研究生導師敲響警鐘。

“中國傳統下的師生關系私人化成色太重，契約精神不足，發展到某個極端，完全有可能釀成悲劇。傳統中不好的東西需要一點一點肅清。導師和研究生的關系首要是學術生產體系中的契約關系，這一點必須成為雙方的共識。”常江說。

但師生互動的分寸感確實不好把握。“老師和學生的關系，不單純是學術上的關系，它還有點像長輩和后輩的關系。”楊晶坦言，身邊也有導師為學生介紹對象，還有學生帶著導師去看病的，“感情處得好的話，這些都沒什么。”

成彤就覺得，幫忙跑腿拿拿快遞，幫忙去財務處報銷，都很正常。“導師參加飯局要喝酒，我開車接送他，不應該嗎?”

但某位不愿具名的老師坦言，深究起來，導師權力過大，形成派系山頭，使喚學生干私事，都是“學術腐敗”。“不應利用你對學生的指導關系，讓他做任何學術之外的事情。就算你給學生發補助也不行。”

如何減輕學生對導師的依賴?暨南大學地下水與地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姜仕軍曾在美國求學，他非常欣賞美國的“培養委員會”制度。委員會有5個人，這5個人一旦確定輕易不能變動。“他們都比較了解學生做的東西。這樣一來，即使導師有意為難學生，其他4個人也能做出自己的獨立判斷。”有了委員會，導師不再“一言堂”，學生能得到更為多元化的指導。

也有教授提出，在博士生招生中不該以導師名義招生，而是以專業招生，取消“人身隸屬式”的管理方法。

姜仕軍坦言，這有點困難。一般來說，僧多粥少，一名老師可能兩到三年才有一個博士生名額。若按專業招生，可能會出現“搶學生”的亂象。

楊榮貴的建議則是，加強第三方監管，給學生提供申訴渠道。在其所在高校，一旦老師行為越矩，學生可以向系、學院研究生管理委員會匯報，學校會對導師進行嚴格處理。

而這一切，對孫兵來說，成了與己無關的事情。吐槽了老師，他覺得挺爽。

“沒關系，你把導師名字寫出來都沒事。”孫兵提高了音量，“我都畢業了，還怕什么?”拿到畢業證的那一刻，他就決定和導師一別兩寬，不再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