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生問題”頻敲警鐘 開辟師生維權渠道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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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5日，西安交通大學藥理學博士生楊寶德在西安灞河溺水身亡，其女友將悲劇歸結于楊寶德“不堪博導周老師奴役”，稱他自殺導師應負70%的責任。2018年3月26日，武漢理工大學自動化學院研三學生陶崇園從宿舍樓頂一躍而下，陶崇園的姐姐稱弟弟受其碩導王老師長期壓迫，最終不堪重負墜樓身亡。作為局外人，我們雖然不了解具體情況，但從楊寶德、陶崇園生前留有的各種信息看，他們生前對各自的導師是有很大不滿的。

然而，有個事實不容忽視，那就是楊寶德、陶崇園生前并沒有當面向?qū)�師明確表示出不滿或抗拒，也沒有向?qū)W校或院系組織反映過相關問題。這也是令社會大眾十分費解的地方：已經(jīng)讀到研究生的人了，為什么不去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卻斷然放棄生命?而從另一方面，導師也感到無比委屈，沒有證據(jù)表明學生自殺行為是自己導致，即使是因為師生關系“惡劣”所致，自己也壓根不知情，根本不存在對學生好或不好的問題了。說到這里，我們發(fā)現(xiàn)，在現(xiàn)行學校師生管理體制里，似乎缺少一條能夠有效接納和處理師生關系問題的渠道。

設想，如果學校有一個具有公信力的管理師生關系問題的機構，當師生之間發(fā)生難以化解的矛盾或者其中一方對另一方有強烈不滿時，可以到那里去投訴并能得到一個相對專業(yè)的說法，在這樣的情形下，類似楊寶德、陶崇園這種涉及師生關系問題的悲劇能否避免?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因為如果楊寶德、陶崇園們能夠聽到針對他們具體問題的解答，看到走出困境的可能性，也許會生成出戰(zhàn)勝挫折的信心和力量。而從另一方面說，如果學校師生都已被告知可以通過“師生問題投訴機構”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而如果楊寶德、陶崇園都沒有去過，這也在某種程度上撇開了導師與他們自殺的直接關聯(lián)。

在師生矛盾突出和尖銳的今天，有類似境遇的師生還不在少數(shù)，為避免悲劇重演，社會各方疾呼要從體制機制上重視師生的人格尊嚴，保證雙方的合法、正當權利。而真正要把工作落到實處，首先就需要一個渠道或載體，具體說，就是實體的師生關系問題投訴機構。它的作用在于：

一、能夠讓師生雙方對解決師生關系問題抱有積極的態(tài)度。

師生關系問題不可避免，關鍵是正確對待。應該說，隨著當今教師、學生各自的事業(yè)壓力、學業(yè)壓力加重及雙方利益需求“捆綁”更加密切，在師生關系下的師生相處，尤其是研究生和導師之間，不可避免地會在學術、財務和私人事務等方面產(chǎn)生分歧和矛盾。目前的現(xiàn)實是，當導師強勢時，學生大多會采取隱忍或自我“麻醉”的態(tài)度。就看楊寶德在平時與博導相處的過程中，雖然已有諸多怨氣、牢騷，但當著博導的面卻是曲意迎合，陶崇園也是如此。楊寶德在有過一次自殺經(jīng)歷后，盡管內(nèi)心充滿苦悶和悲觀，但他依舊不曾當面對博導有過任何情急之下的埋怨、頂撞之語。是什么讓這些學生如此“怵”自己的導師呢?

因為大多數(shù)國內(nèi)研究生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那就是只有順從了導師才能獲益。這就不難理解，當楊寶德卑微地迎合著博導，卻發(fā)現(xiàn)還是“學術無果、出國無望”時，楊內(nèi)心的絕望是必然的。陶崇園平時對碩導以“爸爸”相稱，言聽計從，當臨近畢業(yè)時，碩導卻沒有兌現(xiàn)推薦陶崇園出國讀博的書面承諾，陶的“崩潰”也是可想而知的。造成學生從開始到最后都沒有主張自身權益的原因，有傳統(tǒng)的羞于師生問題被“曝光”的因素，也有缺乏合適的投訴渠道、對“投訴”毫無信心的因素。而國外大學的學生，如自覺遇到“壞”老師，首先會想到去學校投訴，同時人們對師生糾紛的態(tài)度也沒國內(nèi)那么敏感、緊張，這也有利于問題的解決。

目前國內(nèi)大學缺乏獨立的、能夠適度保護當事人“隱私”的專業(yè)處理師生關系問題的投訴機構。師生遇到問題如要投訴，最終還是要回到原來的師生人際圈來處理，那很可能是“滿城風雨”卻問題依舊的結局，誰愿意去走“吃不到羊肉反惹一身騷”的路子?

二、能夠從程序、規(guī)則上保障師生合法權益得到公正地維護。

師生關系問題相當復雜，學生維權有很大難度。在現(xiàn)有的師生關系中，雖然師生雙方是平等的主體，但我國研究生階段實行的是導師與學生之間一對一模式的導師負責制，所以導師握有教育資源的分配權和學生學業(yè)成績的評價權，說白了，導師實際上決定著學生能否順利畢業(yè)、甚至工作的命運。這種導師“絕對權力”下的師生關系，學生處于“弱勢”地位是“心照不宣”的，如果個別導師以擁有的學術權力來對學生違紀違法時，學生一般只得“忍氣吞聲”。就看羅茜茜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實名舉報學校教授陳某的性騷擾行為，在大量確鑿證據(jù)和費盡各種周折之后，學校最終認定陳某存在對學生性騷擾行為。這一實錘的落下，美國硅谷華裔女博士羅茜茜在網(wǎng)上實名舉報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其中的“天時地利人和”條件是不言而喻的。同理，如果楊寶德、陶崇園這類的師生關系問題要去投訴，要想得到滿意的結果可能更加不易。

造成學生維權難的深層次原因是學術圈內(nèi)“說不清、道不明”的嚴密而隱性的關系網(wǎng)。楊寶德事件有個細節(jié)很能說明問題: 楊生前曾給關系不錯的原碩導發(fā)過一個信息，表達了他內(nèi)心的痛苦和失望。按理，當自己原來的學生(兩人關系不錯)前來訴苦時，導師起碼會給個安慰、鼓勵的短信，但楊的碩導卻沒有。想來不是碩導不懂人情世故，而是學術圈關系錯綜復雜，楊的博導就是碩導推薦的，而且楊的博導、碩導系出同門，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楊的碩導連個禮節(jié)性的回復也沒有了。很明顯，楊的碩導怕得罪同門博導，“明哲保身”而選擇了“回避”策略。也許正是周遭的冷漠反應，讓楊寶德、陶崇園們被暗示了無法捅破學術圈這層令人窒息的“保護膜”，最終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

所以，要有切實、強有力的措施來打破學術強權和學術霸凌，當師生就師生關系問題提出各類申訴時，可以跳出原來的人事圈，由學校的師生問題投訴機構來組織校內(nèi)外第三方的專業(yè)人士，采取完全背靠背、不做先期事由陳述的獨立、專業(yè)、公平的第三方評估，最終給出相對客觀、科學、公正的意見或結論。同時，學校有責任保護好投訴人的合法權益，不能因為正當投訴而被“穿上小鞋”。

三、能夠切實增進師生雙方建設良好師生關系的心理預期。

當前增強學生維權意識相當重要。如果我們的學生只會看老師的臉色行事，遇到困難、挫折不敢頑強前行，這與建設高等教育強國要培養(yǎng)的高質(zhì)量人才不符，與一流創(chuàng)新人才更是相去甚遠。然而因為學生在現(xiàn)實師生關系中處于被動狀態(tài)，所以即使個別老師干涉學生私生活、對學生有性騷擾言行、對學生學業(yè)指導敷衍、把學生當作勞力干私活、通過學生套取科研經(jīng)費時，面對這些嚴重缺乏師德、甚至觸犯法律的行為，絕大部分學生會選擇“鴕鳥”策略。從楊寶德幾個同門研究生的微信群名為“難兄難弟”就可見一斑。

同樣，教師的維權意識也需要加強。正如事物總有兩面性一樣，教師面對學習不專心、學業(yè)不達標的學生也很無奈和委屈，也有許多說不出的苦衷。教師害怕因與學生矛盾鬧大而影響自身臉面，故而大多也采取“和稀泥”的做法，這也會導致個別學生無所顧忌地混日子。

師生在相處中出現(xiàn)問題時，都一味回避和遮掩，只會讓師生雙方的心理更加敏感和脆弱，讓師生關系變得更加復雜，最終只會導致師生正當權利得不到保護，教育教學質(zhì)量得不到保證，也難杜絕因師生關系問題引發(fā)的極端悲劇發(fā)生。

良好師生關系的建立離不開師生雙方積極、主動的心理預期。當師生在感到自身合法權利遭受侵害時，都能夠勇敢地去維護或抗爭，這是迫使師生關系向健康、良好方向發(fā)展的有效手段。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在制度上建立起完備、有效的師生權益監(jiān)督和保障機制。當前高校亟需下決心、花力氣設置好校內(nèi)師生關系問題投訴機構，它不僅是解決師生關系問題的關鍵一步，更是建設良好師生關系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作者 | 樊秀娣，同濟大學辦學質(zhì)量評估院，上海高校智庫管理與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