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屆畢業生已經陸續離校,但是對于廣大高校及其學子而言,“史上最難”的就業壓力并沒有消失。前不久,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表示,未來5年,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規模將保持在年均700萬左右,約占新進人力資源市場勞動力的一半,青年就業壓力仍不容小覷。有媒體將其解釋為“最難就業季或將再持續5年”。
雖然僅從就業規模人數判斷就業難否,有一葉障目之嫌,但是就業形勢將持續嚴峻,已是不爭的事實。在上屆已畢業、新一屆尚未開始的“喘口氣”工夫里,我們要去反思,導致大學生就業難的根源在什么地方,與經濟減速有何關系,是不是屢屢被詬病的大學擴招。只有找到癥結所在,才能開出治病藥方。
就業問題,從來都是宏觀經濟的問題,跟經濟增長、產業結構有著密切的相關性。眾所周知的一條規律是,中國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大體可帶動80—100萬人就業。當前,我國經濟增長放緩,今年GDP預期增長目標為7.5%,對就業的拉動力降低,企業用工需求下降,就業崗位有所減少,自然會增加大學生求職難度。 不過,經濟減速不是“史上最難”的根本原因,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產業結構失衡。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形成了以中低端制造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現代服務業一直偏弱,僅占國民經濟比重的40%多,遠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50%—60%的水平,更低于發達國家70%的水平。低端制造業對人才受教育程度要求相對較低,就業主力軍自然以進城務工人員為主,無法為受過更多教育的大學生提供適合的崗位。而第三產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是吸納大學生就業的主陣地,研究表明,國內第三產業每增長一個百分點,能帶動70萬個就業崗位。近幾年,媒體屢屢炒作大學生就業競爭不過農民工,其根源不在于大學生,而在于產業結構更有利于農民工,而非大學生。這從反面說明,調整產業結構,拓展第三產業,能夠釋放大量的就業崗位,推動大學生就業。
大學生就業難,還受到社會觀念、市場環境的深度影響。“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等傳統觀念,體制內外有別的用人制度以及北上廣與中小城市在資源配置、機會獲取方面的差別,導致當今大學生就業存在重國企公務員、輕中小民營企業,重知識、輕技能,重北上廣、輕中小城市等傾向。畢業生追捧進國企、考公務員、留在北上廣,而無意中小城市、民營企業,這也客觀上造成了“招聘難、就業難”并存的結構性矛盾,一方面中小城市及企業求賢若渴卻無人可用,另一方面大學生有業不就、自愿性失業。有專家據此建議,大學生要降低就業期望,從基層做起。這話當然有道理,不過,更為根本的是要打破“三六九等”的用人觀念和制度,營造公平開放的社會環境。
很多人將史上最難就業季的罪魁禍首歸結于大學盲目擴招,這恐怕似是而非。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保持多年高速發展,吸納700萬大學生就業似乎不在話下。從邏輯上而言,大學擴招,培養大批高素質人才,應當更有利于他們就業。
因此,大學生就業難,從教育領域找問題,不在于大學擴招,而在于擴招后培養的人才不適應社會需要,從而造成學生的“滯壓”。擴招后,部分大學難以同步補充師資、設備等資源,造成優質教育資源被稀釋,人才培養質量下降;當前的高教管理體制下,學校缺乏辦學自主權,不能緊跟勞動力市場供應變化調整專業、課程設置,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脫節,造成部分專業供大于求,增加學生找工作難度。這些年,英語、法學等熱門專業相繼亮起就業紅燈,就反映了高校在人才培養方面的錯位。要破解這一矛盾,就要大力推進高校管理體制和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讓培養的人才更符合社會需要。
歸根結底,大學生就業難牽涉到經濟發展、市場環境、教育制度、戶籍制度等盤根錯節的問題。解決就業難,僅靠教育部門一家之力、單打獨斗恐難奏效,政府部門應當統籌考慮,以改革求發展,以發展解難題,凝聚政府、市場、高校等多方合力,共同推進大學生就業工作,給這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一片放飛理想、追逐夢想的廣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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