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份“牢騷”看民國時期的研究生教育

經驗交流來源：新浪博客 2013-10-16　

1927年10月3日的晚上，有點表現派意味的作家張若谷在為自己的集子《若谷隨筆》作序。在序中，他很是矯情地發了一通教育的牢騷。“在兩年以前，我還是一個學生，正在上海震旦大學讀書。我所選讀的一科，名目上是文學法政科……課程的時間不但比其他兩姊妹科——醫藥科與工程科來得冗長，而且名目巧立百出，什么經濟政治呀，民法呀，商法呀，羅馬法律呀，中國古代法呀，法國法典呀……旁而推至于哲學，至世界地理，世界歷史，簿記法，英語等等，這些都是包括在法政范圍以內的必修課；為點綴文學兩字起見，總算每天有一二小時的法文，所教授的除應有的文規修辭以外，關于法國文學的讀物有拉風歹納的寓言，賽微臬夫人的信札，莫利哀的《吝嗇人》，拉西納的《西特》等等，……至于關于中國文學方面，則昔有某某秀才舉人的古文八股，近有署有留法法學博士頭銜的大教授的中國文學，這就是所謂文學法政科的內容了。”

在那個深夜里寫下這個序言的張若谷對震旦大學文學法政科的內容設置是頗有微辭的。因為當時他正執著于文學的追求。他甚至疑問，“為什么在震旦文科畢業出去的先輩學兄，只都是署法學博士的頭銜，而從沒有一個署過文學博士的”？但80年之后今天，當我在《良友》(1927年9月第19期)上讀到他這些文字的時候，除了對當時的教育極其佩服以外，我還感到有些驚異。本人有過攻讀研[微博]究生的經歷，對我國當前大學里研究生教育算是有一些了解。與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震旦大學相比，當前大學里的研究生教育是何其單薄，——這更增加了我“驚異”的心理。

首先是驚異于當時課程設置之“博”。從張若谷的這份“牢騷”可以看出，當時文學法政科的內容包含了“文、哲、史、地、法、商”的課目，覆蓋的內容十分廣博。連作者自己也驚嘆，“以為如果讀盡了這許多，一定可以做成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學問家，至少也會成功一個將來的大學教授”。“因為我的確很信仰要做成一個文學博士或法學博士，對于無論什么學科，除了數學生理學以外，都應該盡知盡諳的，所以對于這許多課目，是沒有一件可以忽略的”。這種見地，無疑是有一定道理的。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十分崇尚“通才”教育。在歷史上，我們也出現了魯迅、胡適、郁達夫這樣的通才。這與當時基礎教育和大學教育里那種宏博的知識覆蓋不無關聯。其培養的“博士”確實是以“博”著稱。而反觀現在，我們的大學教育里，通文不通史，懂哲不懂法，更遑論文理互通了。更令人痛心的是，即使同一學科，中國古代文學的學生不懂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事情，西方哲學的學生不了解中國哲學的例子也不在少數。這自然與目前研究生課程的設置有緊密關系。當前的博士、碩士課程，僅僅圍繞本專業的核心課程，設置3到5門課，當然沒有辦法使學生擁有廣而博的知識，一些有識之士慨嘆教育“一代不如一代”，也就在所難免了。

其次是驚異于當時教育之“精”。雖然震旦大學的課程設置包含很廣，但卻不濫。像文學法政科的法國文學，主要精讀一些諸如拉風歹納(拉封丹)的寓言、莫利哀的《吝嗇人》等經典文學作品。用張若谷的話說，“這幾種法國十八世紀的代表文學作品在震旦數十年校史上，不知自從經了哪位大教授的規定后，到現在還是‘相沿弗替’，分配做五足年的光陰把這些可以父傳子子傳孫的課本去攻讀”。雖然這段話充滿了諷刺的意味，但卻透露了這樣一個信息，即當時的研究生課程設置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且一經研究決定，便不再胡亂更改，而是要求學生做精深的研究。這樣一種追求，也是當前的研究生教育里所缺失的。無可否認，當前的研究生教育確實也有一些經典的精品課程，但大多數課程只是入門的知識，沒有做更進一步的深入。比如說一門《中國現代文學史》，重復的還是本科時的內容，不過就是細分了稍小的專題而已，也不會讓學生做五年時光的研究。這樣一來，即使到畢業，所學亦不過涉及皮毛罷了。

再者是驚異于當時教育之“實”。這個“實”，在這里取“實用”之意�，F在教育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畢業生的就業壓力。這固然有整個就業市場低迷的原因，但教育脫離現實也是原因的一端。由于震旦大學的課程設置合理，教育得當，其培養出來的學生都具有較高的素質。也就是說，它培養的是社會需要的人才。故而，它的學生在社會上優游有余，如魚得水。張若谷說：“到現在，(文學法政科的)許多同學們，大半已實現達到他們以前所希望的目的了；有些做了民之父母的縣長，有些掛起大律師的招牌子，有些在銀行當重要職員，有些乘長風破萬里浪到異國去了，最抑郁不得時的，至少也在社會上謀著了半差一職。”這樣美好的就業前景與當時高知識人才缺乏有很大的關系，但其就業面之廣，覆蓋到政治、金融、法律、學術等多種領域，十分令人驚嘆。除去其培養出來的學生有著良好的素質和適應能力外，也說明當時的教育直面社會，貼近社會，是切實向社會輸送“好用型”人才的，非常“實用”。這些從其課程的設置，對學生研究能力求“精深”的要求，就可以看得出來。與現今社會需要是社會需要，學校教育是學校教育的情況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這就是令人感慨系之上個世紀20年代的研究生教育。30年之后，1952年10月高校院系調整，張若谷就讀的震旦大學撤銷，其醫學院和圣約翰大學醫學院、同德醫學院合于原址組建上海第二醫學院，其余學院分別并入復旦大學[微博]等校。那一代的風華從此風流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