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談考研：沒有專業對不對口這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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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作為大學生的一個重要抉擇，看似是大學生畢業的一條出路，然而這些考研人還會存在內心的迷茫，對專業、院校的不安分。那么，崔永元是怎樣看待大學生的迷茫和困惑的，又會提出怎樣令人深思的觀點呢？他覺得大學生應該具有“獨立精神”，“沒有專業對口不對口的說法”。同時，他也提出了一些關于專業選擇、讀書等問題的看法，他尤其感興趣的是有關公益，鄉村教師與孩子的話題。

看重自己的權利，就不會去破壞別人的權利

崔永元認為，大學生具備的一個優秀品質就是獨立思考能力，不人云亦云。“爸爸說的，肯定是對的；媽媽說的，肯定是對的；老師說的，肯定是對的；領導說的，肯定是對的。”這是最不好的品質。他回憶在北京四中“愛飛翔·鄉村教師培訓”開班儀式時，當他和他的團隊進入會場的時候，問引導座位的中學生志愿者坐哪，這位學生說：“你們就在邊上找個地兒坐下來吧。”他們果真就在會場邊上找個地兒坐下了。還沒等坐穩，又過來了一個中學生志愿者：“一會兒鄉村老師進來的時候，你們要站起來帶頭鼓掌，記住了么？”“記住了。”他說。他特別喜歡孩子的自信，不把誰當回事，不是說誰官大，誰就有權利。“他們真的不把我們當回事，那絕對是有希望的。我們對下一代的影響和幫助，就是提倡他們的獨立精神，讓他們明白聰明的孩子是什么樣的，要是他們總是對這個社會‘不滿意’，總是‘嘰嘰喳喳’，總是‘指手畫腳’，這說明這個社會會向好的方面發展，不會變壞。”

對于獨立精神的培養，崔永元建議“90后”的大學生不妨學會“自私”。他認為的“自私”，就是看重自己的權利比自己眼珠都重要。看重自己的權利了，就不會去破壞別人的權利。

不欺負別人，也不被別人欺負，有一技之長

當談到現在大學生畢業之后做了不同于自己專業的工作，崔永元認為：根本沒有專業對不對口這一說，這是誤人子弟的說法。他問大家：“我能算一個優秀的主持人嗎？我看到你們當中有幾個人點頭了，可是我一天也沒學習過這個專業。我做的是記者，記者就是跟人打交道，讓人喜歡你，愿意回答你的問題，在我主持節目的時候我就用這種方式。我不知道主持人應該教什么，做什么動作，穿什么衣服，哪有專業對口不對口。包括我的團隊，學化學的，學森林防火的，學社會學的，都可以發揮自己的特長，提供不同的觀察角度。”

而現在的大學生在畢業之后找工作都是全家焦慮的一件事。崔永元建議家長應該“保重身體”。焦慮很傷人，孩子到一定年齡，自然會處理。要相信孩子。他曾對女兒說過:“我不知道你的職業理想是什么，但作為你的父親，我想承諾一下，我支持你。如果你想考大學，我們就一起分析哪個大學好，哪個能上。如果你想賣糖葫蘆，我們就在北京郊區找哪產的山楂最好，我們進最好的貨，把崔氏糖葫蘆做成品牌，比賣汽車還掙錢。你想做街頭藝人，你想畫畫，那么你給爸爸先畫兩張擺上，然后用這個招攬客人，說‘我給崔永元畫過’。你干什么都行。”

他認為現在家長的腦子里存在了太多不切實際的榜樣：孩子喜歡圍棋，一摸棋子就想把孩子培養成聶衛平；摸一下玩具槍，就想讓他成為許海峰；下去游泳，就要成為孫楊；見到石頭跳一下就期望是劉翔；個子高就一定能成為姚明。其實，偶像只是鳳毛麟角，大部分的人無法成為這樣的人，平平常常，對自己有用，對社會有益。他同意老舍先生對孩子的期望：“不欺負別人，也不被別人欺負，有一技之長。”

“大學生喜歡什么書就讀什么書”

現在大學生大部分是“90后”，他們比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大學生更有充足的物質條件。那時候的大學生的課本由于“文革”之后剛恢復高考制度，都是新印刷的。他們是上了大學才知道有羅曼·羅蘭，才知道有卡夫卡，才知道中國還有錢鐘書，還有林語堂這樣的人。而對于現在的大學生來說，這些都是小兒科。現在的孩子可以同步了解世界上最前沿的知識，這也是現在大學生特別覺得自豪的地方。

崔永元認為，最好的讀書建議就是讓他們喜歡看什么就看什么，不要指望誰給你開個書單。選擇書的話首先要有興趣，注重書的口碑，幾代人都說這個好，這本書應該差不了。如果就同宿舍的同學說好，也不一定非要看。現在每天就有一千種圖書出版，可看的書很多，但絕大部分都是不值得看的。

公益應納入教育加分系統

《求學·考研》：您覺得大學生應該如何培養公益習慣？

崔永元：我覺得不用給他們演講，特別簡單，就教育部發個文，自動生成加分系統。從一年級開始，小升初占15分，升入高中占20分，考大學占50分。我們聽著像笑話，但國外就這樣，姚明剛去美國的時候，英語沒那么好，就去幼兒園給孩子念童話，順便學英語。

《求學·考研》：那下次您作為政協委員會不會把這個作為提案？

崔永元：我還不知道我下次是不是呢。如果是的話，我就提。說高考有點夸張，社會公眾人物完全可以約束，最佳演員、歌手，就算假裝的也要去做，不做不行。

《求學·考研》：我們此次“愛飛翔”活動中有大學生志愿者嗎？您覺得大學生參與對其自身有哪些意義？

崔永元：有，好幾個呢。其實沒那么多深刻的意義，就是參加一個活動，熟悉熟悉社會就行了，如果我們把志向定得很大，“你來當‘愛飛翔’志愿者吧，它會改變你的一生”，那誰還敢當啊，就是高高興興地做公益。

《求學·考研》：您覺得現在的鄉村孩子能不能成為“強二代”？

崔永元：我們需要給他們提供途徑。比如你想參加奧運會，現在連門都沒有。而美國有公開選拔賽，你的成績好，你就去，每個人都有可能。在我們國家體制下，不是每個人都有可能，而是絕大部分人沒有可能。現在高考成績每個地方和每個地方都不同，硬碰硬才能公平。我覺得現在人們沒有共識，從上到下，每個人都維護自己的利益。當官的想把自己的位置坐好，居委會想把小區弄穩定了，自己的孩子能上好學校，自己的老婆要有一個好工作，就覺得這個世界很美好了。我就覺得現在農村的孩子想改變只有兩個途徑，一個是高考，一個是選秀，其他的我想不到了。

《求學·考研》：您關注農村教育，那對于當下城市教育的問題，您怎樣看待？

崔永元：我覺得就是教育資源不夠，北京四中和十一學校都是數得著的好學校，為什么不能所有的學校都是北京四中，為什么不能所有的學校都是十一學校？如果我十年前說這樣的話可能不能實現，但現在一定是可以實現的。

《求學·考研》：那您覺得問題出在哪里？

崔永元：反正我就認為是可以實現的，100%可以實現。我們奧運會都可以辦，可謂是“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孫中山先生想都沒想過的事。北京市的錢夠了，沒有什么，像樣的學校操場，體面一點的學校禮堂，不錯的學生宿舍，一流的師資隊伍，就這些。

《求學·考研》：您的孩子正處于青少年時期，也會邁向大學，您的公益事業，對您的孩子有哪些影響？

崔永元：我很少見到她，都是早出晚歸。公益活動是她在人人網上看到的，我們沒有太多時間交流，她這次說想當志愿者，我跟她說；“你早說，我就幫忙給你弄一套衣服，可是今年志愿者選完了。”她有這個沖動，她把這件事當成快樂的事去做。我們不想把做慈善公益塑造成吃苦耐勞的事情，我希望和我一起做公益的人年薪能拿到20萬、50萬。我們能不能把它當做是一種職業呢？這是下一步考慮的。拿著體面的工資做慈善，我希望兩年之內我們能做到，這是一種內心向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