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63%名校高材生表示可考慮“賣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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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北京朝陽區環球金融中心，湖南常德“90后”男孩、北大法學院碩士研究生張天一開了一家叫做“伏牛堂”的小店，專賣常德米粉。事實上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在以一種更接近自由的方式，做著適合自己的人生選擇。一份剛剛出爐的全國2014年應屆畢業生就業調研報告顯示：大學畢業生期望月薪平均值為4357元，就業“北上廣”的向往度在降低。
又一個就業季將來臨，也許從他們身上，我們能看到他們如何打破內心約束，尋找多種可能，發現那扇為適合自己的未來而打開的門。

昨晚10時30分，很多北大的碩士生，有的可能已經睡覺，有的可能還在苦讀，更有的或許還在玩游戲……而這個叫張天一的北大碩士生，他正在自己的米粉店忙碌著一天的店內結算，接到成都商報(微博)記者的深夜電話采訪后，他說，做餐飲“挺累的”。

在北京朝陽區環球金融中心，這個湖南常德“90后”男孩、北大法學院碩士研究生開的米粉店叫“伏牛堂”，面積不過37平方米，僅有14個座位、4名老板兼員工，專賣常德津市米粉。

前日，一位60多歲的老人慕名去粉店吃粉，卻發現米粉已賣完。于是她在旁邊的面店里買了一份沒有配料和湯汁的拉面，然后跑到米粉店里澆上牛肉的“澆頭”。吃完一碗特殊的“常德米粉”，老人感慨：“我是一個常德人，但已經16年沒有吃到家鄉的粉了。天一不僅是經營家鄉的飲食，更是讓在異鄉的我們能嘗到特別想念的家鄉味道。”

和他合伙創業的三個“小伙伴”分別是碩士、MBA、前公務員�，F在作為一家米粉店的小老板，他對自己的經歷有這樣的認識：“之前從事的各種職業都是學生時代的一種嘗試與積累。當我快要進入社會，自己擔起責任的時候，我所思考的首先是如何在社會上生存的問題。當然，以前的豐富經歷給了我選擇賣米粉的勇氣，這是我想經營的事業，我相信能做到最好。”

對話

成都商報記者(以下簡稱記)：你們的店一般都是晚上9點左右打烊，現在是才關店回家嗎？

張天一(以下簡稱張)：八點多的時候，剛好有一大波客人過來。

記：最近生意怎么樣呢？

張：我們這幾天都比較穩定，因為我們一天就做120碗了。

記：聽說你們店米粉的價格是23元錢一碗？

張：也就是周邊的均價，跟其他地方比，相對是高一些，因為這個地方消費比較高。

記：網上說你們店還需要預定？

張：沒辦法，因為店小，來的人太多了，只能暫時采取這樣的方式。

記：你們店合伙人有三個，也沒有請服務員，那你們三個人一般怎么安排呢？

張：有點忙不過來，挺累的。

記：有沒有考慮請服務員呢？

張：先自己干吧，做一段時間。

記：為什么選擇常德米粉，有沒有考慮過其他的呢？比如說我們四川的綿陽(微博)米粉。

張：是嗎，那我不了解，不知道呢。主要是老家的東西比較熟悉。

記：你開米粉店，在網上各種說法都有，你怎么看？

張：我學法律的，我覺得可能北京確實不差我這樣一個搞金融的律師，但是北京缺一碗好吃的牛肉米粉。

記：你的博客文章《我碩士畢業為什么賣米粉》，當時是怎么想到要寫這篇文章？

張：最早寫這個東西是因為開店，忙了兩個多月，馬上要畢業了，我還沒有給老師朋友解釋干什么去。所以就把這個貼在朋友圈里，說明這個事情，但是貼在朋友圈以后，沒想到火了。

我想我為什么賣米粉

如果有一天，我們的社會不再以“北大學生賣豬肉”、“清華學生當保安”這樣的新聞當炒作和噱頭，我們尊重每一種生活方式、尊重每一個職業崗位時，我們的這個社會才算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或許我們很多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至少，大學生就業，不會如此困難了。

數據調查240名北大學生63%表示可以考慮“賣豬肉”

2013年04月，因干上殺豬一行而聞名的北京大學畢業生陸步軒以及他的生意伙伴、同為北大畢業生的“豬肉大王”陳生回到母校演講。北大在240名學生中開展了一次大學生就業形勢與心態的問卷調查，其中對“大學生殺豬”的看法，有超過58%的學生認為這是“正常的職業選擇，沒什么特別”。

如果賣豬肉的工作具有充足的發展空間，63%的學生表示可以考慮入行，近10%的人明確愿意入行，不覺得和別的工作有什么區別。超過一半的人認同“職業不分貴賤”的說法。

2014年我即將結束在北大的碩士學習生涯，也面臨著畢業的選擇，我選擇了開一家米粉店。

就親友的期待而言，我或者應當去律所，或者應當去機關，或者應當出國。從6歲上小學開始當學生一路過來，評判我個人價值的標準非常簡單，就是考試與得分，所以我思考的問題大多關注“是什么”，即標準答案是怎樣的，而很少放在“為什么”上。

現在即將進入社會了，我發現自己的身份不再是學生，我同時也發現過去事事都有標準答案的日子一去不復返，很多人生選擇如果不問個為什么，你就無法為它找到合理性基礎。

比如有的朋友告訴我，他要留在北京，要通過奮斗在北京有車有房，我便疑惑，為什么要付出這么大的機會成本在北京實現這一在任何一個三線城市都很容易實現的目標。這時朋友便會拋出另外一個論點，北京的機會很多�？墒窃谖铱磥恚�北京的機會是有門檻的，比如在沒有戶口之前，北京的一切福利都和你無關，所以這里面還是存在一個機會成本的問題。

連續問了無數個為什么后，我開始畏懼每天擠兩個小時公交車上下班的律師生活，也畏懼循規蹈矩的公務員生活，最后簡直不知道自己去干什么好。

持續了大半年后，我想通了，因為這么幾件事。

第一件事，是我去駕校學車，和駕校的教練聊天，對話如下：

教練：你們大學生都好找工作吧？

我：嗨，不好找啊，形勢不好啊。

教練：你們畢業出來工資水平大約是多少？

我：七八千元吧。

教練：嘿！那工作還不好找啊。我小學畢業，覺得全國就業形勢好著呢，到處都是工作機會。這也是我圖舒服，當駕校教練，原來開出租車掙得多。就算我啥也不會，去工地搬磚，還一天300元管吃飯呢。工作怎么就會不好找呢！

這件事情讓我豁然開朗，如果找工作的定位僅僅是謀生手段，那我發現我的謀生手段有一萬種。當然，道理想起來容易，但是做起來并不容易。就像北大的那位賣豬肉的校友，哪怕已經做成企業了，演講詞還是要一個勁地說對不起母校，給母校丟人。人畢竟是社群動物，都得在乎家人、周圍人的期待和目光：是大學生，就得做大學生“應該”做的事情。

給我觸動更大的一件事，是我的導師吳志攀先生給我的教導。在我的碩士畢業論文致謝詞里面，我曾經寫下這樣一段話：“無論未來如何，能夠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體驗過程而非結果，生活著而不是生存著。縱使將來去掃大街，若能獲心安，也自認是人生大溫拿(注：winner，贏家)。”

結果先生看到以后，就批評了我。他告訴我，環衛工人和其他職業一樣，沒有任何區別，都是社會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我的表述有問題。這時我才想起先生經常對我們的教誨：“崗位無高低，只是分工有所不同。”

通過這件事情，我讀出來了：事情根本就沒有“是大學生做的”和“不是大學生做的”的區別。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做好，用心去做，最后都能夠對社會有貢獻。

我的另外一個顧慮，是學習了六年的法律，卻從事和法律沒有關系的工作，好像有一些浪費。但很快我也就想通了，法律在我看來，除了具體的條文，背后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和思維。六年法律學習帶給我的，其實并不是某一個具體的知識點，法條我早已忘記了大半，更主要的是我由此敢腆顏地說自己掌握了一些法律、法學的思維與做事方式。用一種思維去做事情，我覺得擇業就不那么受限制了，就像互聯網思維，你可以拿它去做互聯網，也可以拿它去做金融、房地產、餐飲。這樣看來，假設世界上有一種法律人思維，那我拿它來做餐飲，似乎也可以。

心理的負擔都七七八八卸下得差不多，我開始認真考慮開餐館的問題。我開始問我自己，我的理想是什么？

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崗位無高低，分工有不同”這句話，道理每一個人都懂，可是做起來并不是那么容易。大概這也是小學文化的駕校教練覺得工作好找而我這樣的大學畢業生覺得工作不好找的根源所在，不是不好找，而是很多工作看不上。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們的社會不再以“北大學生賣豬肉”、“清華學生當保安”這樣的新聞當炒作和噱頭，我們尊重每一種生活方式、尊重每一個職業崗位時，我們的這個社會才算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或許我們很多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至少，大學生就業，不會如此困難了。

這就是我的理想，去開一個餐館，堅持自己的選擇和生活方式。就像《壽司之神》里賣了一輩子壽司的二郎，因為尊重職業，所以獲得他人的尊重，大概我的人生目標，就算是實現。

我最后聯系了三位朋友，和我一起來做這件事情，這也讓我很受鼓舞與感動。這個團隊里，有碩士、有MBA、有公務員，我們經營米粉，也經營一種生活方式。

我究竟想開一家什么樣的餐館？本科時已經經營過兩家小餐館，開小餐館的經驗是有了，這一回能不能做一點不一樣的東西出來？

互聯網思維做產品本質上是一個快的、爆炸式的東西，而餐飲實際上是一個慢慢沉淀的東西。這兩者綜合在一起，快慢之間，便容易脫節。

在餐飲業和互聯網之間找一個平衡點，我認為關鍵在于賣什么產品：有沒有一種容易標準化操作、能夠代表相當一部分人的口味、蘊含了我們的文化傳統與內涵的食物？最后，我想到了常德牛肉米粉。米粉是南方人的一種主食，從某種程度上可以和北方的面條對應。而我的家鄉常德，正是把米粉當每天早餐的主食。更重要的是，常德米粉的準備工作主要在前期，牛肉、牛骨湯需要提前約十小時熬制好。而等到真正操作的時候，從煮粉到出餐，全部過程不超過30秒。長時間的熬制，復雜的配料，是中餐的靈魂與哲學，但極快的出餐速度，又使得這種食物在某種程度上具備了標準化操作的可能性。

我最終下了決定。從2014年2月份開始籌備，回到常德，走街串巷地吃遍了常德的每一家米粉店。最后，我們選了一家口味最正宗的米粉店，經歷了拜師、學藝一系列的過程，又進行了標準化提煉，買了一把小秤在無數個夜晚一小勺一小勺地稱量每一種中草藥、配料的分量，又通過常德餐飲協會邀請到當地最有名的幾家米粉店的主廚品嘗，最后才制作出這幾張配方。

2月中旬回到北京，開始找門面，走遍了北京城，最終蝸居在了金臺夕照的環球金融中心。再把相關手續的時間算上，4月4日正式營業。這個速度應該是神速了，因為為了這件事情，已經搭上了大學所有的積蓄，不盡快營業，吃飯的錢都成問題。在籌備開業的時候，為了掙生活費，還干著不用坐班的三份兼職，一個意外之喜是體重輕下來了將近15斤。

有人問我有沒有想過事情失敗了會怎樣。我想了想，從這家餐館開業的第一天起，或許對我自己而言，我就已經成功了吧。我覺得，外在的東西，沒有可以再爭取，不難，難的是打破自己內心的條條框框。

摘自張天一實名認證微博(有刪節)

張天一他們為什么選擇“入這行”

張天一就讀的學校是北京大學，它的不同在于教學生教材上學不到的東西。賣豬肉成為千萬富翁的北大畢業生陳生認為，正是那些正式課表上沒有的講座，帶給了他許多啟發，影響很大。此后他曾經再次回到母校進修，講授的老師和學術界的主流看法分歧很大，有的同學對此提出異議，陳生很直接地質問那些同學：“你來北大難道就是想學教材上的東西嗎？那你隨便找個地方就行，不要來北大。這里最好的東西，就是那些和教材不一樣的東西。”

張天一的母親是教育心理學家

她的不同在于做一個坐在路邊鼓掌的媽媽

張天一的母親胡波，是一位教育心理學家，當選中國首屆“當代十大孟母”，潛心二十年研究出契約式教育理論。“我會和孩子交流，傾聽他的想法，做一個坐在路邊鼓掌的媽媽，而不是去左右孩子。”她表示，當下不少父母往往希望孩子從事“高大上”的體面職業，而不是從事“接地氣”的工作，這也是造成大學生失業率高的原因。其實，父母應該學會放手。

北大畢業的“豬肉大王”

關鍵還是窮啊

北大才子陳生上世紀90年代放棄了自己在政府中讓人羨慕的公務員職務毅然下海，倒騰過白酒和房地產，打造了“天地壹號”蘋果醋，后來進入養豬行業，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在廣州開設了近100家豬肉連鎖店，營業額達到2個億，被人稱為廣州“豬肉大王”，賣豬肉賣成了千萬富翁。

說起為什么“下海”，陳生說：“關鍵還是窮啊，那時候我們幾個朋友都是從名校畢業的，可是在機關里的收入非常低。我們家睡覺都從來不關門，為啥？就是因為沒有任何值得別人惦記的東西，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可拿。窮得沒有辦法了，只好下海去拼。”

清華畢業的“市場保安”

選擇安于現狀

張曉勇，1991年，他是長沙縣高考理科狀元；1996年，他是清華大學優秀畢業生；2000年，他是廣州外企的高薪白領……現在，他是長沙馬王堆陶瓷市場的一名普通保安，月薪兩千元的。

1996年畢業，張曉勇到了廣州一家中外合資日化企業，被分配到了客服部。“開始兩年我還期盼能回到研發崗位。后來發現公司的研發重點在國外，我轉到研發崗位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張曉勇回憶說，在廣州的最后一年，父親突然生病癱倒在床，他回到長沙，事業也沒起色。在房產公司呆了幾年，其間經歷他沒有多說，最后便在馬王堆陶瓷市場當上了保安。“我不是懷才不遇，只是當夢想與現實發生激烈碰撞時，選擇安于現狀。”

復旦畢業的“盒飯小哥”

賺得多，自由

復旦新聞系2004級本科畢業生趙宇，2008年已是兩家飯店的小老板。最早是在大學二年級。趙宇批發了一批盒飯，開始做起了自己的小生意。“生意穩定后，一個中午能賣掉100盒，可以賺250元。如果我晚上也能賣掉一部分，我算了算，一個月至少可以賺八九千元錢。”

大三下學期，趙宇在一家公司兼職。問完身邊所有人的工資，“2000元、3000元……”一個個讓人沮喪的答案讓趙宇深思，“我要去找工作嗎？光是賣盒飯，我就能比他們賺更多的錢。”大四時，趙宇的一位校友因為經營不善，要出讓一家飯店。趙宇借錢承包了下來。3個月后，趙宇開始考慮將生意做大的項目。在校門口擺攤賣盒飯，就成了趙宇的第一選擇。
“假如我當個白領，選個偏遠的地方住，那么房租可以便宜點，一個月1500元。交通費用300元，水電費200元，吃飯就算是吃蓋澆飯也要10元錢，再加上夜宵，每天大概要35元，這樣一個月是1000元，再買點飲料和煙要500元，另外加上電話費。一個月估計4000元錢還不夠。如果我出來自己做，賣賣盒飯，再做點游泳教練之類的兼職，一個月也能賺到1萬元，多少也算是個主管的級別了。”趙宇說，“最重要的是我的時間可以自己支配，自由。”

學環境工程的“NGO”

有意義，薪酬也不低

大學畢業3年，換過3個公司，官俊峰一直想做點事情。他大學學習的是環境工程學。大學4年，官俊峰有3年多泡在學校的環保社團里。他和幾個同學花了大半個月，從東江水發源地的江西開始，順著河道游走河源、惠州、深圳、廣州等地，一邊抽取不同地貌的水樣，一邊完成生活垃圾處理和分類的調研，最后又用了1個多月的時間整理出調研報告。“那些水樣展出時，很多小伙伴都驚呆了。”也是那一次讓官俊峰意識到做出一點事情來多么不容易又多么有意義。

官俊峰第一份工是給一家建筑公司做綠地規劃評估。后來發覺無法更有成就感，于是他辭職與幾個朋友創辦了青城環境文化發展中心，開啟自己全職NGO生涯。

今年2月官俊峰加入與國際接軌的創新型環境保護組織創綠中心。創綠中心先后開發了“一杯干凈水”、“我測我水”、“守望南極”、“氣候與金融”、“源創馬拉松”等項目，致力于推動中國的綠色轉型乃至全球的可持續發展。

官俊峰笑著說，這項工作門檻一點不低，薪酬也不差，還有五險一金，“做公益事業不等于零收入”。有人說選擇從事NGO的大學生都是理想主義者，對此，官俊峰并不否認，“如果太計較結果，就會有太多顧慮，到最后什么都不會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