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院長秦春華：中國何時有從容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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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打破應試教育魔咒，創新將無從談起；但一旦打破看得見的“分數”標準，又無力確保社會公平

教育不但被考試所綁架，同時也被學歷所綁架。教育過程被異化為一級一級獲取學歷證書的過程

作為人才培養基地的大學已陷入各種“數字化泥沼”而難以自拔，在培養創新人才方面越來越力不從心

在美國訪學期間，我根據大量觀察、訪談和體會，寫了一些關于中美教育比較的文章。對于這些文章中的觀點，贊同者有之，批評之聲亦不少。最嚴厲的批評是，我的比較不全面不客觀，只看到了美國教育的好和中國教育的不好，卻沒有看到美國教育的不好和中國教育的好，總之是認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有崇洋媚外思想之嫌，等等。

我承認我的比較是不全面的，因為我從來就沒有打算要對中美教育進行全面的比較研究。但我的分析是客觀的，所有案例皆來自第一手的資料，分析過程也盡可能不摻雜個人立場和主觀評價。我寫這些文章的用意，并不在于進行一般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從理論層面分析中美兩國教育制度的異同——這樣的工作教育學家已經做得相當精深了。

稍稍學過一點辯證法的人都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無缺和一無是處兩種極端狀態。如果把完美無缺視為1而一無是處視為0的話，那么絕大多數狀態處于二者之間，區別只在于是靠近1多一點還是靠近0多一點。

簡單比較中美教育優劣無助于推動中國教育未來的發展

美國教育當然有非常不好的地方。例如，許多公立學校的教育就是一塌糊涂，不但比中國教育差得多，也比不上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再比如，貧富懸殊仍是美國教育的一大痼疾。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來自美國最富學校的學生在閱讀能力方面可以名列前茅，但來自美國最窮學校的學生閱讀能力則排在第33位，僅比排在最后的墨西哥學生稍強。然而，恐怕我們不能因為美國最差學生的情況就否認美國最好學生在全球人才競爭中所顯示出的巨大優勢。

中國教育當然有非常好的方面。且不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教育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單就和美國教育相比，2000年至2008年，中國擁有114萬名從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專業畢業的大學生，而美國僅為49.6萬人。目前，中國每年約有400萬年輕人入學接受2～4年的與工程有關的教育項目，這一數字是美國的10倍。根據美國有關研究機構的估計，至2030年，中國將有2億名高等教育畢業生，這一數字比美國全國勞動力的總和還要多。

然而，如果因此就得出中國教育超越美國的結論，恐怕也難以令人信服。畢竟在現實中我們還有那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特別是在吸引留學生方面，我們的確還無法和美國相抗衡。

事實上，“辯證”地去分析中美教育的好和不好，除了得出一些中美教育各有特點各有千秋之類的不需要證明的結論之外，既不能增加我們對于教育問題的知識和智慧，也無助于推動中國教育未來的發展。

我寫這些文章的真正用意，恰恰在于，通過這些有意識的不全面的比較，以美國教育中優秀的方面為一面鏡子，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審視中國教育目前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我對美國教育中有哪些不好的方面并不感興趣，因為中國教育不需要去學習那些不好的方面，除非是引以為戒；但我對美國教育中究竟有哪些好的方面卻非常感興趣，因為這些優秀之處，也許恰恰是目前中國教育所缺乏因而亟須加以改進的方面。因為不夠完美，所以要更加努力。比較是為了實現自身更好的進步。至于我們自己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不但已經引起美國人的高度重視，甚至還引發了他們的深深憂慮，自然毋需我們再去強調。

當代中國教育似乎在滿足社會創新要求上力不從心

當前，中國教育所面臨的最嚴峻挑戰，也許是教育越來越難以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對未來勞動力創新能力的內在要求，教育對推動經濟增長的支持作用正在減弱。今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出現令人擔憂的下滑趨勢，固然與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已經進入中高收入階段有關，但根本原因則來自于企業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不夠導致的投資動力不足。教育規模越來越大，教育技術越來越發達，但大量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畢業生并沒有表現出企業所預期的創新能力，市場對他（她）們的評價——工資——甚至低于沒有接受過教育的農民工，這反過來又影響到人們對教育的信心和信任。

更加令人憂慮的是，中國正在經歷著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結構上的深刻變化。將來有一天——這一天遲早會到來——中國的人口供養比例終會發生逆轉，這不僅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持續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的消失，同時也意味著資源占有和資源使用的失衡矛盾將更加突出。如果不能通過持續有效的技術進步實現經濟結構上的根本性調整，中國目前所擁有的全球競爭力將會迅速被其他新興市場國家所取代。這幾乎是一條清晰可見的軌跡。

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教育。只要教育能夠長期保持對社會勞動力之創新能力的支持，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將會被大量涌現的創新人才及其創新成果所抵消，社會總福利就依然處于盈余狀態。反之，如果教育無法有效提供對社會勞動力之創新能力的支持，新增的創新人才及其創新成果所帶來的正效應就無力彌補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負效應，社會總福利就會持續處于虧損狀態，而且很難實現逆轉。令人憂慮的是，當代中國教育似乎已經無力滿足社會的創新要求，承擔這樣的創新使命。

大學變成為完成各種生產指標而成立的車間

首先，大一統的高考招生錄取制度，正在迫使中國所有的基礎教育機構和家庭不得不將學生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都集中在如何通過大規模重復性訓練和技巧在考試中盡可能地獲得更高分數上，這個“低水平陷阱”正在慢慢侵蝕和扼殺學生的創造力和創新精神。在這一過程中，熟練、細心、中規中矩等素質對于成績提高的貢獻率要遠遠大于創新性思維；在某種程度上，創新性思維也許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盡管不少人認為高考競爭也有磨礪考生意志的作用，但幾乎沒有人否認其對學生創造力所造成的嚴重損害。也許是意識到這一潛在的風險，政府正在試圖推行以“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和“多元錄取”為主要特征的招生考試制度改革。然而在現實中，出于對公平性的憂慮以及不時出現的招生腐敗——更做實了前者的合理性和正當性——極大地削弱了社會公眾對于改革的信心：設計再完美的改革方案都因信任問題而遭致懷疑，人們不相信它們在現實中能夠“不走樣”地被執行。

這使得中國教育改革處于極為艱難的進退維谷的境地：如果不打破“應試教育”的魔咒，創新將無從談起；但一旦打破看的見的“分數”標準，又無力確保社會公平。這正是近年來教育改革措施越來越多，但公眾的滿意度越來越低的原因所在：當你試圖通過某一措施解決某一方面的問題時，反而會引發另一方面的更多問題——按下葫蘆起了瓢。在這方面，美國大學招生考試中一系列平衡效率與公平的制度安排的確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借鑒。

其次，由于缺乏有效的甄別和評估優秀人才的辦法和途徑，以及迫于越來越大的公平性壓力，國有機構在招募新員工時也漸漸采用考試——特別是筆試——方式，導致整個社會不得不走上單一性的高學歷教育路徑。教育不但被考試所綁架，同時也被學歷所綁架。教育過程被異化為一級一級獲取學歷證書的過程。形式變成了內容，手段變成了目的。一方面，過長的在校讀書時間——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其實完全沒有必要——壓縮了人們在社會上工作從而奉獻于社會的時間；另一方面，也使得大量本來不適合于接受長期書本教育的學生成為少數人的“陪讀”，由此形成的社會評價機制進一步壓制了這部分人的創造力和本來價值。中國教育體系正在呈現出危險的單向的固化趨勢。在這方面，美國教育中的多樣化、富于彈性和適應性的特征的確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借鑒。

第三，與中國社會目前無處不在的“數字化崇拜”相適應，作為人才培養基地的大學業已陷入各種各樣的“數字化泥沼”而難以自拔，因此在培養創新人才方面越來越力不從心。出于對資源競爭的需要，大學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來實現一個個“數字化成就”：生源質量以高考分數為評價指標，科研水平以科研成果獲獎數量為評價指標；教師水平以發表論文數量（近期加入了質量）為評價指標；校友成就以官員級別、富豪數量和科學家人數為評價指標，等等。

大學變成了一個個為完成各種各樣的生產指標而成立的車間。這種“涸澤而漁”的短視行為嚴重抑制了大學自身的創新機能，也間接影響到創新人才的培養。由于無法通過數字化指標進行評估，大學賴以存在的基礎——本科教學——漸漸處于邊緣化狀態，不僅導致大學生就業壓力加大，而且削弱了企業開展自主研發的能力。在這方面，美國頂尖大學從容不迫的心態、自由寬松的氛圍以及對本科教學扎實有效的重視的確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借鑒。

知恥而后勇。承認自己的不足，正視自己的問題，積極努力地加以改進，這并非“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而是一切民族、國家、機構乃至個人之所以能夠取得發展和進步的重要因素。妄自尊大、固步自封、自以為做得已經不錯了的心態，除了鬧出“夜郎自大”的笑話之外，還往往延誤了實現發展和進步的有利時機。和中國相比，美國教育中差的地方是真差，比我們差太多了；但好的地方是真好，又比我們好太多了。事實上，倒是美國人自己，反而成天對教育問題憂心忡忡，經常反思美國教育面臨的危機和挑戰，這種憂患意識尤其值得我們學習。當然，在向美國教育學習借鑒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要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加以創造性轉化，這一點自不待言。